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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地名。
外滩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黄浦江畔，即外黄浦滩，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1844年（清道光廿四年）起，外滩这一带被划为英国租界，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真实写照，也是旧上海租界区以及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开始的起点。
外滩全长1.5公里，南起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东面即黄浦江，西面是旧上海金融、外贸机构的集中地。上海辟为商埠以后，外国的银行、商行、总会、报社开始在此云集，外滩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
天津也有外滩，称为天津塘沽外滩。海河外滩公园是天津市于2003年综合开发海河的龙头工程，外滩高水平设计，高质量建设，是塘沽城市建设的一大手笔。于2003年2月开工，当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是集休闲、娱乐、购物、上镜、美食于一体的景观区，是天津滨海地区最大的休闲广场。
扩展资料：
天津塘沽外滩，既有气势魂雄的建筑架构，又雹皮有小巧别致的多组建筑小品，这一切无不体现了设计者们的精心构思和高超技艺。漫步在海河外滩，可谓景中有景，景外有景、移步换景，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外滩的迷人夜景。
入夜，景观效果灯，固定地面灯，移动扫射灯，建筑装饰灯，街面广告灯，船上流动灯……万盏灯火齐明，天上迹肆迹繁星，地上灯火，水面倒影，波光涟姿并涟，灯、光、水、电高科技组合构成绚烂多姿的繁华灯光世界，其丰富的色彩和灯光变换令人目不暇接，如入仙境一般。
外滩坐落在海河“U”字形转弯处，水面宽阔，波光涟漪，景与水交融，每个景区均有水系萦绕，瀑布、流泉、湖水、沙滩。游人曾说过“河流是城市的眼睛”。塘沽因有海河而秀美，海河因有外滩而灵动；桥与河辉映，海河大桥和即将兴建的提升式大桥近在外滩两侧，高架海河之上。
借景效果明显，其适中距离与外滩十分和谐；动与静结合，固定的建筑群体虽为静物，其造型所反映出的内涵却生动灵活，蓬勃张扬，水上喷泉，大桥的起上落下，周围的高楼林立，岸上的车水马龙，河中船舶往来穿梭，无不展现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和韵律，似一幅城市现代市景图陈列于海河岸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外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天津塘沽外滩
它属于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不能直接管辖。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种特殊的格局，给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巨大的影响。
二、生活方式
随着西方侨民的日益增多，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被带进了上海。
明末利玛窦、庞迪我等西方传教士来华，着中国服饰，用中国语言，行中国礼节，其目的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尽量减少中国人对西人西教的排拒。因此，那时西人来华，西教入华，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则基本没有被带入。鸦片战争以后，情况与二百年前有很大不同，西人是带着战胜的威势、倚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来到中国的，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衣着、语言、礼节以适应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习惯。他们努力按照自己母国的习惯生活着。
西方男子工作、会客常着西装、革履。这种服饰在今日早已为人们所习见，用不着具体描述其样式，但在上一世纪的上海，尤其在开埠初期，它与世人习见的长袍马褂全然不同，可算奇装异服。至于西方妇女，与当时中国妇女差异更大。她们不但全不缠足，而且衣着华丽，公然出入社交场所。
饮食方面，西人努力保持原有的习惯，吃面包，吃牛肉，喝牛奶，喝咖啡。1855年，英商霍尔茨面包房开办，1858年，制造面包等食品的埃凡洋行开办。1881年，法租界就有三家面包店，所用面粉全从美国旧金山运来。此前，一家英国人已在上海开了一个奶牛场，有奶牛168头，每天可生产一千公升鲜奶。西人爱吃的各种蔬菜也被引进上海，诸如蕹菜、色拉菜、包心菜、芦笋等。时人记载：
北郊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种不识其名、形如油菜而叶差巨，青翠可人，脆嫩异常。冬时以沸水漉之，入以醯酱，即可食，味颇甘美。海昌李君壬叔酷好之，曰：“此异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领略也”。蕹菜一种，亦来自异域，茎肥叶嫩，以肉缕拌食，别有风味。
冰块是西人生活必需品之一，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制冰设备，无奈，洋人只好在冬天将冰藏在冰窖里，留待热天时用。他们还从遥远的北方将冰运到上海，不过损耗很大。1851年夏天，因上年冬天储冰太少，洋人便在报纸上大叫“无法在整个夏天享受到这种有益健康的奢侈品”。一个冰窖的主人乘机哄抬冰价，对其所藏的冰块开出惊人的售价，大发其财。
啤酒是洋人酷爱的饮料。洋人先是从西方运来，后来便在上海设厂制造。光绪初年，上海埃凡洋行已开始制造啤酒，每年生产数千担。沪产啤酒远比从西方运来便宜。据载，1877年，从英国运来的啤酒，每斗银洋一元，而埃凡洋行所产，每斗仅银洋半元。当时中国人不知啤酒用何物何法制成，以其未颇苦，称其为“苦酒”。有人专门写信到格致汇编社询问此事，说是“西人饮苦酒，言能补身，不知用何料何法为之，能否多饮？”
居住方面，西人搏悄清在上海开埠初期所盖房屋，多属洋式平房。这种平房包括一个长走廊，以适应天气炎热时避暑需要。当然，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以后，洋人住宅日趋讲究，风格也多种多样。至五十年代，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运竖。这些建筑物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其形式有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9]。西式花园洋房也多了起来，这种洋房多为二层，楼上为主人卧室，楼下为客厅，另有花园、后院和附属建筑物，仆人多住在附属建筑物里。
愈到后来，上海西人的住房和其他房屋建筑愈趋于考究，其式样更是千姿百态，争奇斗妍。汇丰银行大厦是仿古希腊式的圆顶建筑，上海总会是典型的英国古典式建筑，跑马厅马勒住宅是北欧挪威式样，徐家汇天主堂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这些，使上海赢得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
外侨们把西方作息习惯带到了上海，上班、下班均按钟点，与中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颇不相同。特别是七日一休息，很使中国人感到新奇。《申报》曾刊文专述此事：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吾见夫西人之为工及行商于中国者，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从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抑郁而此日惟一切消愁。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矣。
外侨把西方的娱乐方式带到了上海。室内活动有看戏、舞会、溜冰等。开埠之初，洋人颇为无剧场看戏苦恼。1850年，英租界出现一个业余剧团，在一个仓库房里演出，他们称之为“新剧院”，后来改称“帝国剧院”，条件极为简陋，连靠背椅也没有。第一次演出时间为这年的12月12日，演出剧目有《以钻攻钻》《梁上君子》，以后还演过《爱情、法律和药品》、《合法继承》、《楼梯下的高等生活》等。不久，又成立业余戏剧俱乐部即大英剧社。1856年第一次使用台前垂幕。五十年代后期，有一个魔术团和一支舰艇上的演出队到这简易的剧场演出过。1866年上海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建成，地址在圆明园路，供大英剧社演出。1867年3月1日，大英剧社在这里首次公演。1871年，这个戏院被火焚毁。1874年1月27日，兰心戏院重新建成。这是一座颇为考究的戏院，楼座两层，戏台宽敞，设备精致。
跳舞是西人的一大爱好，但在开埠初期的上海，西人很少举行舞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外侨中男女比例悬殊。例如，1878年，法租界外侨中，15岁以上的男性为221人，女性仅42人。英租界男女比例通常是四比一或三比一。1850年11月，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舞会。几年后，外侨中出现一个跳舞教习，大概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多人的跳舞要求，但男女比例问题仍是制约跳舞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864年，共济会会员举行第一次舞会，出席者的比例还是十比一。
溜冰是西人冬天的重要娱乐活动。起初，无专门溜冰场，西人乃因陋就简，在一大空房间内，反复以水泼地，使冰结盈尺，成为溜冰场。西人穿铁齿高屐，滑行其上。西人后来建造了室内溜冰场，则不需要沃水结冰了。
西人户外活动有赛马、打猎、划船等。1850年，西人即在南京路之北、河南路之西，购地约80亩，辟为公园，作为跑马场，是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同年举行第一次赛马，只进行了一天，有七个项目。1854年，西人在泥城浜之东，购地另辟一跑马场，是为第二跑马场，而将第一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1862年，他们又将第二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另购静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的一块地皮，辟为第三跑马场，上海人习称跑马厅。每年5月、11月，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每次一般持续三天。由此，看赛马成为上海及附近地区中外人士一大趣事。
打猎是西人十分喜爱的活动。长江下游沙洲之地，苇草丛生，野鸭、候鸟随处可见，江河湖海上水鸟自由飞翔，这些都是西人喜爱的猎物。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的小船。每届春秋假日，风和日丽，他们便三五结伴，携家带眷，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一边打猎，一边休息。《瀛壖杂志》记述：“每岁仲冬，西人出猎于外，逞其弋飞射走之豪，然多游于九峰、三泖间，扁舟往还，率以为常”。
划船是西人喜爱的另一项户外活动。每年夏秋之交，他们常择上海及其附近的空阔水面，举行划船比赛，时称“赛船会”。其舟皆为一叶小艇，或以帆，或以桨，以先至者为胜。上海西人举行的第一次赛船会是在1852年，参赛人主要是外国商船船员。1864年，上海赛船会成立。赛船初在黄浦江、苏州河里举行，继因上海航业发达，河道拥塞，乃改就昆山青阳港举行，英国人名之曰“恒利”。恒利Henli,本为英国著名的赛船之地。每年的赛船运动在上海成为一大盛会，届时，游人群集，竞相观看。报载1872年10月27日赛船时盛况：“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然”。
三、物质的输入
开埠以前的上海，居民的照明用品，在室内是油灯，所用之油主要为豆油或菜油，在室外，有钱人家行路用灯笼，内燃蜡烛。一般居民、客商行路则在黑暗中摸索。个别繁盛之处设有“天灯”，但所照范围极为有限，故入夜以后便漆黑一片。西人寓沪以后，始用火油灯。用火油灯照明，较之豆油灯，不但价廉，而且光亮，一盏火油灯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所以，洋人使用于前，华人便继用于后。到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广东人开设的商店，专门制造、出售玻璃火油灯。到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租界辟设之初，西人燃点街灯的燃料也是火油，街灯远近疏密相间，“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
火油灯较之豆油灯，其优越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火油易于起火等原因，上海道台曾在八十年代发布告示，禁止县城居民使用。内称：火油最易引火，点用之时，稍不得法，立时火焰飞腾，扑灭不及，屋物顷刻成灰，邻居同为焦土，使用火油，“实属贪小失大，害己损人”，要求此后“不准再用火油点灯，亦不得将整箱火油收藏屋内，致有不测之险”，倘有不知自爱，定即从严惩办。这种因噎废食的禁令自然遭到人们的抵制。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照明设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煤气阶段。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 Ltd.)”开张，厂址初设汉口路，后迁新闸路。1865年10月8日，这家公司制成煤气灯，在高易洋行及其他洋行内试用。12月18日，大英自来火房在南京路正式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以后，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陆续装上煤气灯。到1866年底，上海私人煤气灯用表55只，公用灯与路灯煤气用表130只，装接路灯205盏。到1881年，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489盏,其中英租界351盏，美租界128盏，静安寺路10盏。
大英自来火房成立后，法租界公董局即与其谈判，要求其在法租界内装设煤气灯。大英自来火房表示火管不足，要等英租界装置完备后才能顾及法租界。鉴此，法租界公董决定自办煤气公司。1865年1月16日，上海法商自来火行成立，厂址在八仙桥，1866年8月15日，法商自来火行试装煤气成功。到1867年3月，法租界公馆马路、科尔贝尔路、辣厄尔路、孟斗班路、洋泾浜沿岸马路一带均装上了煤气灯。“3月6日，煤气灯亮了，大家高兴地把过时的油灯搁在零星物品仓库里去了”。
煤气灯较之火油灯、豆油灯，不但光亮，而且便利，使用时只要拧转开关，点亮即可，而不用像火油灯那样要不断向灯盏内添油。租界普遍点上煤气灯，这给上海城市面貌带来很大变化。入夜以后，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煤气灯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后来行栈、铺面、茶馆、戏楼以及居家，竟相使用。这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上海的夜景变得分外美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人评沪北即租界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灯”。
1882年，上海租界的照明设施又跨上一个新台阶，电灯开始问世。这年4月，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创办，厂址初设南京路江西路口，次年迁至乍浦路。7月26日,该公司在英美租界装成电灯（弧光灯）15盏，包括电光公司门内外两盏，虹口招商局码头四盏，礼查旅馆附近四盏，公家花园内外三盏，美记钟表行门前一盏，福利洋行门前一盏。是晚7时,15盏电灯一齐放明，据说每盏电灯亮度“可抵烛炬二千条”。这是上海第一次亮起电灯，故人们对其赞叹不已。报载，是晚天气晴和，各电灯点亮后，“其光明竟可夺目。美记钟表行止点一盏，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福利洋行亦然。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凡有电灯之处，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作干红色。故自大马路至虹口招商局码头，观者来往如织，人数之多，与日前法界观看灯景有过之无不及也”。随后，上海电光公司在工部局支持下，逐渐将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气灯置换为电灯。1883年7月,外滩、南京路、百老汇路装置电气路灯35盏。到1884年，英美租界装置电灯的马路已扩展到广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宁波路、北京路等，以后更愈推愈广。许多店铺、货栈、旅馆和私人住宅也竟相使用电灯。法租界公董局在1882年便同意上海电光公司进入法租界营业。1897年6月1日，法租界公董局自营的电灯厂建成启用。除了光亮、方便的因素，成本下降也是电灯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初点之电灯，因用户少，成本高，故电费相当昂贵。80年代初，大灯每盏一礼拜收洋五元，一个月的灯费要二十多元，一般商店、家庭自然不敢问津。后来，租界从西方购入大型发电器，用户增多，电费才逐渐降了下来。1897年法租界电气处的电灯用电价格为白热灯用每度电收银1.6分，每盏16支光灯全年收银10两。
饮水方面。上海远山近海，居民用水一向取汲于黄浦江。城内河渠浅狭，居民皆乘涨潮时汲取。其时，黄浦江已“水质浑浊，本不宜于卫生”。城内河渠两岸堆积许多垃圾及其他不洁之物，民用污水亦倾入河中，水质很差，“每值潮汐涨而未满、退而未尽，担夫争水，水仅没胫，其色如墨，故饮之者非浸淫而患湿，即薰蒸而成疾，流毒何可胜言！”除了居民自担用水,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担水为生的担夫。光绪初年，城内就有四百多名担夫。每到担水时分，担夫、居民竟相担水，加之城内街弄狭窄，前挤后拥，左碰右撞，溢出之水，使得街弄泥泞不堪，尤其是郑家木桥、打钩桥北之珊记码头、老闸等取水要道，更是人挤路滑，“城门口及大街小巷，虽晴天暖日，而足下无异于大雨时行，甚至有年老病人被撞遭滑而一跌至毙”。
上海开埠以后，西人常苦于饮水之不洁而思以改良之。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第一口深水井，井深256英尺，供洋行内部使用。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时称“沙漏水行”，地址在松江路6号（今延安东路北侧）。1875年，洋商格罗姆(F.A.Groom)等在杨树浦建成一座供水公司，即自来水厂，占地115亩，有沉淀池、过滤池、水泵、皮龙等设备，其业务为用木船载水分送到贮水池及向过往船舶供应过滤水，并用水车向用户家里送水，水价视路程远近而定，每千加仑从6先令6便士到13先令不等。当然，这种高价水一般居民是用不起的。此厂后被售于英商自来水公司。
从1870年开始，英租界开始筹备兴建大型自来水工程。他们对黄浦江及上海附近的河湖进行了广泛的水质调查，对上海人用水量进行了估算，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方案。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英美租界自来水公司的方案正式确定，取水地址选在杨树浦，故撤杨树浦水厂。1881年8月8日，该公司开始在虹口铺设自来水管，次年2月铺完，随后在英租界主要道路铺设管道。为了保证连续供水，公司在英租界中心地江西路香港路口，建造了高31.5米、容量为15万加仑的水塔。1882年4月26日，该公司又在法租界铺设管道，向法租界供应自来水。1883年6月，工程全部完成。1902年，法租界自己创办了自来水厂。
交通工具。上海为江南水乡，传统交通工具水行则船，陆行则轿。当然，乘轿者主要是官绅及有钱阶层，一般平民只能以步当车，运货一靠船舶，二靠担挑肩扛。西人来沪以后，很快把他们在本国习惯乘坐的马车带入上海。据说上海是在租界开辟的第十个年头即1855年出现第一辆马车的，乘坐者是一个叫史密斯(J.G.Smith)的外国人，以后才逐渐增多。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两种，有用一匹马拉的，也有用两匹马拉的。这种靠马拉、速度快、式样别致的马车，颇让上海居民耳目一新。
西人马车在上海出现不久，华人也仿其样式，制造乘坐。上海马车日多，工部局曾订立行车章程，一是马车一律靠左边行驶，二是华人马车不准超车，“凡马车之驰于道中，乘车者为西人，始可超前行之车而过之，若为华人，所乘固不能超西人之车，并不能超华人所乘之车，否则拘罚不贷”。后面这条歧视华人的规定，遭到上海华人的强烈反对。民国以后，这条规定被迫取消。
马车不只是一些绅商的个人代步工具，而且有一些马车成为公共交通工具。1877年，西人制造成一种仿照火车车厢式样专为游客代步的马车，2月1日投入运行营，往来于吴淞铁路、小东恁等处。其路线是小东门外滩、新北门、三茅阁桥、吴淞铁路，凡四站，早上七点钟开始，每小时往返一次，票价有一角、七分半、五分、二分半四种。这种马车，颇类似于后来的公共汽车性质，名称当为“公共马车”才妥贴，但当时并不叫“公共马车”，而叫“铁路马车”。不知是因其以吴淞铁路为终点站而得名，还是因其具有火车那种载客功能而得名。
同治初年，一种载货搭客的独轮小车进入上海。这种车源于江北，故又名“江北车”，不是西洋舶来之物，但它一度是上海重要交通工具。
1868年11月21日，上海开始出现几辆自行车，俗称脚踏车。其样式与今日自行车有相似之处，但差别很大。当时有两种式样，一种是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发。另一种也是前后两轮，人用脚踩前轮旁的铁条脚镫，靠其惯性行走。以后种为多。
1874年，有个英国人购得数十辆“外国洋车”，在租界载客。此车以一人在前曳之而行，故名“腕车”或“人力车”。或谓此车本由日本人创制，故又名“东洋车”。此车开始时轮高身阔，可容二人，后经改制，车身改小，只能坐一人。
东洋车较之独轮小车，稳妥而行速，故人皆爱乘，并给它起了很好听的名字“顺利车”。报称，车行出租此车，每日每车可得租洋三四角以至半元，拉车夫每日可得脚力费千文左右。上海人见有利可图，竟相仿造，东洋车日多。1875年，公共租界已有车满为患之虞，工部局规定每年发放人力车照会不得超过500辆。许多车夫不懂得租界关于车辆靠左行驶的规定，拉着车子满街跑，致使租界交通相当拥挤。车夫因违章被送到会审公廨的，每天有十余人到数十人之多。
人力车进入上海以后，由人力车改制和靠人力推拉的其他载客运货车辆也相继出现。其一，日本式推车。此车于1883年5月12日开始出现于上海，由日本引进，其车夫头戴竹帽，身穿青布号衣，前绣中文字号，后绣西文字号，内着窄袖短衣，下穿小脚裤，足蹬草鞋。其二，三湾式车。此车类似于人力车，为钢丝胶皮轮，主要由寓沪日本人经营，据说车费较人力车为贵，故坐其车者多为洋人。其三，黄包车。此车系由人力车改进而成，起初木轮外裹以胶皮，后改为胶皮空心轮。因车身涂黄色，故俗称黄包车。胶皮轮较木轮更省力，行驶更稳，又不损坏路面，故逐步取代木轮车。其四，榻车。为人力货车，以其形似卧榻，故名。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运货可打一吨，且稳当安全，其形制类似于今日之平板车。其五，老虎车，亦为人力货车，车身狭长，行动灵活，颇适应在小巷中拉货。本世纪初，上海陆地运输工具主要为小车、榻车、老虎车。据1912年统计，上海有小车5790辆，榻车650辆，老虎车305辆。
1881年7月，上海怡和洋行向法租界公董局要求创办电车事业，获准，法租界遂开始筹备兴办电车。1898年3月24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组一个电车设计委员会，由两租界分别派出董事、工程师组成。1908年2月，法商电车公司开办的有轨电车正式建成通车。一条线路自城边小东门、小东门路、法租界外滩、公馆马路、坟山路、西江路、宝昌路，直至徐家汇路。另一条线路自外滩、洋泾浜、天主堂街，至公馆马路。电车两轨之间距离为一公尺，用电压为500-600伏，上挂电线，下通轨道。在市内，输电线在地下，在市外，输电线在空中。车内装灯、警铃等。车座分两等，票价因座位等级、距离远近而异。
此外，洒水车、垃圾车、洋水龙、大自鸣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都已传入上海。洒水车是在马车上架一方木柜，可储水数十担，柜后横一铁管，遍凿细孔，其管上通水柜，内设枢纽，用的时候拨动枢纽，水即从孔中喷出。驱车疾行，每车水可洒半里多路。垃圾车是在马车上架一大木柜，数名夫役随后，每日两次，将街道上垃圾装走。洋水龙是救火专用器具，用皮管数十丈，使管尾浸入水中，发动机器，能吸水从口喷出，势如骤雨洒空，滂沱四注，从而扑灭火焰。所用吸水装置，开头是用人力转动，后发展为机器带动。大自鸣钟最早出现在法租界公董局楼上，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若孤峰，四面各置钟盘，报时报刻。其他酒精灯、显微镜、烧杯、天平等科学实验用品，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纷纷传入上海。
火车在上海开行始于1876年。还在1866年3月，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国便以上海黄浦江地方，洋商起货不便，面商中国总理衙门，要求在上海修筑一条铁路，结果遭到拒绝。六年后，1872年，英商怡和洋行瞒着上海道台，伪称开筑马路，购买虹口以北直达吴淞一带地皮，着手修筑铁路。路基工程于1874年12月动工，1876年基本竣工。同年6月30日，上海至江湾一段先行试车。7月3日，上海至江湾段正式通车。12月1日，上海至吴淞铁路全线通车。
英商在上海建造铁路，行驶火车，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其一，即使按照不平等的《上海土地章程》，英商也无权在上海建造铁路。其二，吴淞铁路大部分地段，不在租界范围内，英商更无权染指。其三，铁路修建伊始，上海地方政府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对于英商的侵权行为，上海道一再提出严正交涉。1876年8月3日，火车在江湾北首意外压死一名三十余岁的华人，这使中国官府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经多次交涉，10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十条，主要内容为：铁路由中国政府买断；买款分三次付清；买断以后，火车归英商管理再行驶一年，时间自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1876年10月31日)至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1877年10月21日)。1877年10月，中国政府如期收回这条铁路，旋即将其拆毁，火车与铁轨被运往台湾，以后又被运到北方，为修筑开平煤矿铁路之用。
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道路命名的一种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
这些路名，解放后变动也不大。
解放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要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是这样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杨浦区--在上海的东北区。
还有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纵向（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是横向；而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西藏路等－－纵向。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它却是横向。
这规则在后来的运用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可能特例会比较多。如成都路它是纵向的，但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
上海：路名解读城市
□本报驻沪记者沈颖摄影李江松
“私人记忆档案”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毕业于著名的复兴中学，在四川北路顶端。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简镇。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隐竖之的灶咐大棚户区已经被推倒。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均价达到7000元一平米。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
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1840年以后，南市北面的一条小河“洋泾浜”开始引人注目，这条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其两岸也成了标准的华洋混居地，于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词汇被冠名为“洋泾浜英语”。
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上海，‘洋泾浜’可能还是最合适的称谓，虽然这条小河已经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了。”研究上海历史的老先生说。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1914年改为霞飞路。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江湾五角场，它在国民政府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西伯利亚，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义生长
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振振有词的。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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