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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张辽,乐进貹守合肥

绝佳防御战术的经典战例

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此战东吴精锐尽出，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合肥逍遥津一役，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演义说“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

一、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胡注引《水经注》“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则至合肥。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入于淮”，“夏水暴涨，施合于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

1、防御上，曹魏东置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孙权屡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

2、攻势上，合肥南控巢湖，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然後从濡须入长江攻吴。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烽火遍及合肥、濡须等地。曹魏南下，吴守濡须以拒；孙吴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

建安十六年，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同时，吕蒙以“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为由，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相拒月余，虽各有小胜，却难以为功，曹操只得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退军，并一面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不听蒋济“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征令内徙，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导致“江西遂虚”，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孙权接受吕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有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的建议，亲率大军征皖，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军急攻，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并男女数万口。待张辽率兵来救，闻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顾贾逵、傅干等人的谏阻，忿然再次举军亲征，然“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军遂无功”（此战史无明记）。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

建安二十年，刘备定蜀，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许，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孙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闻之，亲提五万大军下公安，遣关羽进益阳，争三郡，大战一触及发。是时曹操兵临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刘遂分荆州，重结旧盟。

这样，东吴西向无事，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

三、战役的进程。

建安二十年，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麾下将领有吕蒙、甘宁、凌统、蒋钦、潘璋、陈武、贺齐、徐盛、吕范、宋谦等；而合肥仅有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无力赴援，兵力十分悬殊。

1、初战寒心魄。

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边写着“贼至乃发”四字。现吴军果真北上，张辽、乐进、李典、薛悌乃开函看教，教令上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但敌众我寡，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皆疑，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准备明日大战。

作者：神威将军华雄 2007-1-22 11:13 回复此发言 2张辽威震逍遥津

次日凌晨，张辽带着八百死士杀进孙权初到而不整的阵中，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十分佩服。

2、固守城不隳。

东吴大军云集，立即展开了攻城作战。但由于魏军初战告捷，军心大振，而吴军锐气顿失，此消彼长，再加上合肥防御工事在前扬州刺史刘馥的积极筹建下，非常完善坚固。东吴几万大军连续围攻十余日，战役状况和惨烈程度估计可与郝昭守陈仓相媲美，孙权久攻不下，军中又疾疫流行，只得望城兴叹，撤军引退。

3、血贱逍遥津。

吴军依令皆引兵就路，大众既去，唯留孙权与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等人率车下虎士千馀人，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从高觇望知之，立即与李典、乐进率步骑突袭过去，孙权见势不妙，“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

形势紧急，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扞卫，甘宁引弓射敌，诸将一起浴血奋战，发现部卒斗志低靡，“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吴军士气为之一振。激战中，陈武奋命战死，宋谦、徐盛皆被创披走，潘璋时“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凌统扶扞孙权出，权乘骏马上津桥，敌已毁桥，津南已见彻，丈余无板，亲近监谷利时在权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策马驰驱而去。

贺齐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随后中兵拒击，得徐盛被创所失之矛。凌统亦返身再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被甲潜行”，其余诸将也皆陆续返回。

4、恨未斩敌酋。

《献帝春秋》记载张辽问东吴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卒答曰：“是孙会稽”。张辽后与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战后，张辽等诸军追击，“几复获权”，曹操得知，颇为张辽之勇猛精神所动，遂拜辽为征东将军，后多留诸军，使之专任东部战区；乐进增邑五百，并以进数有战功，分出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迁右将军；李典增邑百户。

而孙吴方面，蒋钦力战有功，迁汤寇将军；凌统、潘璋拜偏将军，“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遂倍给本兵；陈武临战阵亡，“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以其爱妾殉葬（残念啊），复客二百家。

四、此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

1、张辽能以区区七千人，大破十余倍之吴军，其在战前的准备谋划，战中的审时度势，执行的坚决彻底，都将防守战术发挥到极至，可谓以弱敌强的经典战例。此次战役，曹军胜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料敌机先。曹操二次兵临合肥，虽仍劳而无功，但有了详细查看地形的机会，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的必然态势，故能根据守城各将的关系和特点，预为布置。对其教令，《通鉴》胡注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而孙盛评曰：“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灵活善战。张辽不仅对曹操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够融会贯通、大胆用兵，在执行中还能够灵活机变、拼死力战。其充分理解士气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时不能一味死守，而应攻守兼杂，使敌来的不畅、攻得不顺、退的不便，真正体现了防守战术的精髓，连曹操也是“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

作者：神威将军华雄 2007-1-22 11:13 回复此发言 3张辽威震逍遥津

其三是战备完善。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也早有所准备，故孙权屡攻不下。

2、赤壁战后，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势最好，但也败得最惨。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此次战败，主要有二个原因：

其一是骄忽轻敌。孙权自恃人马众多，而合肥守兵寡少，来时不备，去时无防，连续遭到两次袭击。先挨当头一棒，挫了锐气，再遭衔尾一击，差点蹉跎，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战。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且势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围合肥，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孙权虽纳纮言而止，但没予以重视。故贺齐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原以此为终身诫”。血淋淋的教训，总是易于接受，“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血贱逍遥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吕蒙传》“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

又：

公元215年，这一年对于张辽来说是一生最辉煌的一年。刘备入川取代刘璋已有一年，三分天下之势渐显。曹操取下汉中欲南下扫荡西川，此时孙权率十万大兵进攻张辽镇守的合肥，由于曹操大军大多派去了西线汉中战场，东线合肥只屯有七千多士兵。或者曹操深知以张辽的才能，七千余人足以阻挡东吴的进攻，所以他就留有妙计，让同守合肥的李典与张辽出兵迎敌，而乐进守城。孙权十万大兵锐不可当杀来，曹军顿时军心涣散，士气大摇。张辽决定趁东吴阵营未稳前奇袭吴军，以壮本方士气，于是挑选八百壮兵，当晚一马当先杀入未做防备的孙权阵营，吓得孙权避于小山上而不敢应战。东吴其他军营赶来后把张辽围住，张辽率军奋勇杀出重围返回本阵。这次小战事虽对东吴没什么损伤，但张辽的身先士卒却激起了曹军的斗志。于是张李乐三将强化防御准备持久战。东吴军数十日围攻合肥无果，补给日益困难，军心开始动摇，孙权乃下令撤军。当大军退出长江渡口逍遥津时，孙权召开军事会议，而此时逍遥津却只有千余近卫部队护守。孙权万万没有想到张辽会突然突击过来，被杀得狼狈不堪，要不是手下诸将的奋勇保护，恐怕他就活不了七十多岁了。张辽这一战杀得东吴“人人害怕，闻张辽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能先发制人亲率敢死队突袭敌军，赢得了本军的信任，壮大了军队士气，勇气可嘉。之后打出持久战的牌子使敌人不战而退，并且情报跟踪探知孙权召开军事会议，大胆出兵突击吴军，打了个大胜仗，这全靠他能审时度势善用兵法。张辽勇谋兼备，难怪《三国志》里把他列为魏国五大将第一人。

附：

张辽，有武勇，有将略，有忠义，有作说客的才能，是三国第一狂－－关羽的好友。对逍遥津：

王歆赞曰：曹魏多名将，而张辽为第一。从征柳城，格斩蹋顿；并镇合肥，突权麾下。以八百破十万众，贲育不过其勇也。合肥之战，胜不侥幸，乃得“急”、“裂”二字。急者，料敌于先，乘敌不备，破敌未合。权以重兵来犯，以为当者披靡，城守皆深沟高垒，不敢出应，是以惰将统骄卒。逆而击之，安得不破？裂者，募敢死士，以寡凌众，以强践弱，前指渠魁，立夺三军气也。设权杖槊当道，被矢不退，小大之势在，则辽必无功矣。不体天，不察地，不知我，不料敌，是权在合肥之谓也。辽既破贼，长屯居巢，以慑吴人，是魏武之能用人也。世多名将，鲜能终始，时移势易，胜负难以逆料。而“张辽虽病，不可当也”语，是真畏敌也。辽能全功，或端赖权之功耶？一笑。

张辽这一段，我是当信史来看的。其中唯一不太可信的，就是“贼来乃发”这个曹操的锦囊妙计。不过，即使有这个锦囊，曹操也只是划定了这么一个以攻为守的方向，谁知张辽直接以突袭退敌，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曹操也始料不及的。

王歆说“辽能全功，或端赖权之功耶？一笑。”也只一笑而已。

与赵云的冲阵相比，一个是劣中求胜，一个是败中求存，张辽占了上风。

威震逍遥津是名将的传奇，壮哉文远，三国第一名将。

望采纳，谢谢

《三国演义》中的合淝,现在是什么地方?

就是现在的合肥，只不过当时没有那么大，仅仅是现在合肥市北二环那边，现在是扩大了。

赤壁是现在湖北黄冈蒲圻县

荆州,所辖地域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全境,河南南阳盆地,广东、广西和贵州边缘地区,大致与上古荆州之域相当。

下领七郡:南阳、江夏、南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

1、南阳郡 郡治苑县（今河南南阳）。

领36县：苑县、西鄂、博望、堵阳、雉县、叶县、犨县、鲁阳、郦国、析县、丹水、南乡、顺阳、武当、冠军、鄼县、阴县、筑阳、山都、邓县、蔡阳、章陵、襄乡、湖阳、朝阳、新野、安众、穰县、涅阳、棘阳、育阳、舞阴、比阳、平氏、复阳、随县。

2、江夏郡 郡治西陵（今湖北新洲城河西岸）。

14县：西陵、邾县、鄂县、蕲春、下雉、沙羡，安陆、南新市、云杜、竟陵、西阳、软（去欠加大）国、郡（去君加黾）县、平春。

3、南郡 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

领17县：江陵、华容、州陵、枝江、夷道、夷陵、当阳、鄀国、编县、宜城、邔国、中卢、襄阳、临沮、秭归、巫县、佷山。

4、长沙郡 郡治临湘（今湖南长沙）。

领12县：临湘、湘南、益阳，罗县、下隽、连道、昭陵、醴陵、安城、茶陵、攸县、容陵。

5、武陵郡 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

领12县：临沅、沅南、汉寿、作唐、孱陵、零阳、充县、酉阳、迁陵、沅陵、辰阳、镡成。

6、零陵郡 郡治泉陵（今湖南永州）。

领13县：泉陵、营浦、营道、泠道、重安、湘乡、昭阳、燕阳、夫夷、都梁、洮阳、零陵、始安

7、桂阳郡 郡治郴县（今湖南郴州）。

领11县：郴县、汉宁、便县、耒阳、阴山、临武、南平、桂阳、曲江、浈阳、含洭。

合肥之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江淮地区残破不堪。建安五年（200年），扬州刺史刘馥来到合肥这座空城，收容流民，广泛屯田，修筑城防。合肥从此成为一座重要、坚固、繁荣的城市。太和四年（230年）正月，曹魏又筑合肥新城。

合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魏吴双方于208年至253年在此地爆发过6次冲突。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孙权进攻合肥，得到魏将蒋济的信函。蒋济在信中谎称大批援军将至，孙权信以为真，便撤兵。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魏将张辽等守合肥。孙权攻之，被张辽突击，孙权人马皆披靡。孙权撤退时，又被张辽突击，再次兵败。俗称逍遥津之战。

太和四年（230年），在满宠的建议下，曹魏遣兖州、豫州的军队共守淮南。孙权攻合肥，不克而还。

青龙元年（233年），孙权在合肥境内阅兵时，被伏兵所击，于是，孙权怒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皆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234年），魏将张颖等守合肥新城。孙权攻之，被张颖屡屡击退，一些攻城器具也被烧毁。后来，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大军来救，孙权大惊，不敢再战，便退走。

嘉平五年（253年），魏将张特等守合肥新城。诸葛恪率大军攻之，被张特屡屡击退。城防大坏，张特又以缓兵之计修补城防，诸葛恪功亏一篑，只得退还。曹魏各路援军纷纷出击，追破吴军。

合肥之战，东吴屡次攻合肥，都是难以夺得合肥之寸土，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其他4次均是不克而还。

三国时期,守江必守淮,合肥的兴衰都经历了什么过程?

合肥在历史上长期从属于九江郡或淮南郡（国），它第一次正式作为县名出现是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这一年汉武帝改淮南王国为九江郡，辖合肥等县；不过合肥长期默默无闻，一直到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才渐渐凸显出了它的重要地位。

《三国志-孙策传》记载：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

《晋书-地理志》记载：江西庐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寿春悉属魏。

孙策平定江东六郡，不过在袁术死后其统治的核心区域扬州九江郡却并没有完全落入孙策之手，合肥以北到寿春一线属于曹操所有，合肥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则为双方的缓冲地带，其后几十年间曹魏和东吴在东线的争斗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地区展开的。

《三国志》记载：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袁术病卒后，曹操表严象为扬州刺史，不过很快被孙策攻杀，200年曹操又任命刘馥为新的扬州刺史，刘馥单枪匹马重建合肥，并以合肥为扬州新的州治，这是合肥兴起的开始。

合肥地处长江和淮河之间，合肥在手对于曹魏来说进可攻退可守：进则可以随时饮马长江，只要屯兵巢湖或者从合肥沿濡须水而下，就可直达长江北岸威胁地处长江南岸的东吴都城建业（南京），退则可以把东吴水军挡在淮河以南，从而力保中原不失。

相对而言，合肥对于东吴的重要性犹在曹魏之上，“守江必守淮”要守住南京，光靠长江是不够的，因为长江太长东吴不可能处处重兵镇守，只有把防线推进到淮河流域才能保住南京的相对安全，处于长江和淮河中间的合肥战略地位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如果能拿下合肥，东吴就有了战略纵深，才有可能进一步挺进到淮河流域甚至虎视中原。

如果说荆州是江东的西大门，那么合肥就是江东的北大门，孙权为了夺取荆州都能不顾和刘备签订的盟约暗中下刀子，对于合肥更是存势在必得之心，这个和刘备无论如何要拿下汉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也正因为如此，从刘馥重建合肥开始东吴和曹魏就为了争斗合肥连续爆发了数次大战，208-209年第一次合肥之战孙权败退之后，曹操也意识到了合肥的重要性于是派出其麾下张辽、乐进和李典三员得力大将镇守合肥以防东吴。

215年孙权再次兴兵十万大举攻打合肥，不过孙权是兴冲冲去却灰溜溜回，十万大军奈何不了张辽七千多守军，自己还居然差点被活捉，除了成就张辽张八百的威名之外，还徒留孙十万的耻辱称号，不仅如此孙权一生都对张辽忌惮不已。

《三国志-张辽传》记载：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三国志-夏侯惇传》记载：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三国志-吕蒙传》：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

此后合肥更是成为曹魏重兵集结的区域之一，孙权也在濡须水水口筑坞以拒曹操，当然曹魏不可能只挨打不还手，比如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操和曹丕就先后三次进攻濡须口还以颜色，和孙权进攻合肥大败而回不同的是，这几次濡须口之战东吴都取得了胜利。

不过随着局势的发展，自曹叡时期开始合肥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就慢慢下降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宋书-州郡志》记载：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江淮之间的郡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

第一，曹操从扬州、徐州等地内迁十几万户，曹操没少干这事，比如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就从荆州强行迁走相当多的人口到豫州作屯田民（邓艾就是这个时候被迁走的），219年汉中之战曹操败退之前又从汉中迁走了大量人口。

人口的大量流失使得合肥以南数百里之内无人烟，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经济，还使得在合肥驻军成本急剧增大：“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

第二，建安十九年（214年）第二次合肥之战前夕，孙权拿下和合肥近在咫尺的皖城，此举使得东吴在江北有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215年孙权虽然败于张辽之手，但皖城仍然牢牢的掌控在东吴手中，这对合肥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第三，青龙元年（233年）征东将军满宠上疏魏明帝称：

“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

于是曹魏在合肥城西三十里处构筑新城，一方面合肥新城并未建在河流边上，这给了擅长水战的东吴水军攻城造成了不少困难，另外一方面曹魏调整了战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曹魏东线主帅征东将军改驻寿春，以及扬州治所北迁至寿春（合肥以南人都被迁光了，治所北迁是迟早的事）。

合肥的兴起是因为刘馥重建合肥严重威胁到了江东的利益，所以曹魏和东吴为了争斗合肥而大动干戈，曹魏后期战略北移合肥的地位一落千丈，双方争斗的焦点集中到了寿春，自然也就偃旗息鼓没必要为了合肥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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