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舰2024年12月排班时间 日本军舰20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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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为何要开着战船撞向日本军舰?这其中有何原因?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会学过一句气壮山河的话，这句话正是写给当年我们的民族英雄邓世昌的。邓世昌是清朝末年的海军将领，牺牲在了甲午中日战争之中，当时邓世昌是致远号战舰的管带。到了战争的最后关头，邓世昌放弃了最后的逃生机会，选择了带领全体官兵笔直冲向日本旗舰的决策。

在那个早已是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之中，还能出现像邓世昌这样的爱国军人，爱国人物。虽然，作为清朝来说，已经是从内部到外部完全的腐朽了，但是作为大清海军一员的邓世昌，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民族英雄，他是那种可以在最为危机最为关键的关头之中，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民族，可以完全的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物。

从民族的精神高度和个人的大局观这一方面，我们理解邓世昌那种破釜沉舟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高尚情操。那么从战术层面上来说，邓世昌当时选择让已经身负重伤的致远号撞击日军战舰，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这其中的原因直到多年以后的邓世昌的致远号被打捞出来，以后真相才得以重现人间。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历史资料和影视题材之中，我们都知道在那场战争之中，邓世昌的致远号已经是弹尽粮绝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是在无奈之下选择与日本军舰同归于尽的。

但是，在我们后世对致远号进行打捞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另外一件与记载不相同的事件。那就是邓世昌的致远号在沉没的时候船上还有一枚高爆鱼雷。据此推断，当时的邓世昌很有可能是希望自己的战舰尽可能的靠近日本军舰发射鱼雷击中敌人，或者是以自己军舰直接撞击敌人并引爆鱼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只是最后因为自己的致远号船速过慢，而日军军舰的火炮太过于的强烈才饮恨而终的。

但是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有一点是绝对不能否认的，那就是邓世昌确确实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也确确实实会因为甲午一战而名垂千古。

李坧的人物生平

朝鲜王朝的亡国之君——李坧于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二月初八日出生于李氏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昌德宫观物轩，他的父亲是朝鲜高宗李熙，母亲是明成皇后闵氏（闵妃）。李坧是他们二人之间仅存的儿子。

李坧之父高宗15岁时大婚，其王妃即是长其一岁的闵妃。但高宗对闵妃敬而远之，而迷恋另一个女人尚宫李氏（李顺娥），李尚宫于同治七年（1868年）首先生子。王室素有母以子贵的传统，闵妃深感不安。后来高宗又宠幸闵妃，闵妃先后怀孕三次，流产一次，夭折两次，因此摄政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坧的祖父）对闵妃的生育能力产生怀疑，主张立永保堂李氏（李尚宫）之子完和君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逐渐激化。李坧还在闵妃娘胎中时，闵妃联合自己家族的闵升镐、闵谦镐及其他反大院君势力，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发动宫廷政变，将她的公公大院君赶下台。由于高宗生性懦弱，反被闵妃所制，所以开始了名义上由高宗亲政，实际上闵妃集团掌握实权的时代。

扳倒大院君后不久，李坧就出生了。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求立刻将刚出生的李坧封为世子。此时，联合闵妃击垮大院君的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不满闵妃单独掌权，站出来反对，并和先前大院君一样主张立高宗庶长子李墡为世子。朝鲜国内闵妃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高宗已经完全倒向闵妃一边，而对外闵妃亦费尽心机。原来朝鲜国王即位、册妃、立世子、世孙等等活动都要经过宗主国中国的允许，而神贞王后作为宫中大长辈，主张立李墡为世子，她的意见自然得到中国的首先尊重。所以当闵妃向中国清朝政府提出立李坧为世子时，清廷面有难色，主张以长幼顺序立嗣。闵妃以族人闵奎镐为礼曹判书，负责对华外交，又急忙派人赴中国巴结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甚至与东莱倭馆接洽，透过倭馆贿赂日本驻华公使，使其从中斡旋让清廷回心转意。 用时一年多，糜费百万金，终于达到目的。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一，高宗决定册封不满周岁的李坧为王世子，李坧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来受封年龄最小的世子。正月初七，派李裕元为世子册封使，前往中国讨封。二月十九日，在昌德宫仁政殿举行世子册封仪式。八月，李裕元启程前往中国。由于已经打过招呼，所以清廷很快拍板同意。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清政府派前盛京户部侍郎吉和、内阁学士乌拉喜崇阿为正副敕使前往朝鲜，正式册封李坧为王世子。 随着还是婴儿的李坧被立为王储，闵妃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完全巩固。

李坧的“竞争对手”李墡，则在世子册封后被封为完和君，搬出宫廷居住。光绪六年（1880年），李墡死去，年仅十三岁。坊间盛传为闵妃所害。 李坧出生时，朝鲜已进入多事之秋。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发生了日本军舰“云扬号”攻击朝鲜江华岛的“云扬号事件”，朝鲜举国震惊。到了次年正月清朝敕使册封李坧为世子时，日本已经派了黑田清隆、井上馨率7艘军舰兵临江华岛，以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为由强逼朝鲜签订条约。清朝敕使为此警告李坧的父亲高宗李熙：“倭情本多难测，海防戒严不可疏忽矣！” 随后，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华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日本轰开，并为后来沦为日本殖民地作了铺垫。这对刚出生的李坧来说似乎是一种凶兆。

李坧出生后，备受高宗和闵妃的疼爱。在李坧出生后不久，高宗就特地下令以“增广庆科”的名义举行科举考试，以示庆祝。但李坧出生后身体并不好，经常生病。高宗和闵妃对此十分着急，除了召集御医进行医治以外，闵妃还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希望世子平安。 高宗和闵妃又招来大批僧道、巫祝为世子作法祈福，弄得宫廷乌烟瘴气。 李坧出生后四年间，闵妃又生下二子，却都夭折了。李坧作为闵妃的独子，更是视若珍宝。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王世子李坧入学，行冠礼，闵妃命自己的亲戚闵台镐为博士，担任世子的首席老师。 紧接着，开始进行王世子嫔拣择式。闵妃又内定闵台镐之女为世子嫔，并于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决定。二月二十一日，九岁的李坧与闵氏行嘉礼于安国洞新宫（闵氏就是纯明孝皇后）。闵妃之所以将闵氏家族与世子安排成如此亲近的关系，正是为了巩固和延续骊兴闵氏的权势。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爆发了反对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闵妃急忙将世子李坧转移到景祐宫后，化装成宫女逃跑。 利用兵变再次执政的兴宣大院君宣布闵妃已死，世子听说噩耗后“至恸无穷”。 后来兵变被清军平定，大院君被抓到中国，躲在外地的闵妃回到宫廷。闵妃还宫时，世子又亲赴宫门迎接。 闵妃和世子的感情经过这次变乱后也就更深了。

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认为高宗昏庸无能，已经没有希望，劝高宗禅让于世子李坧，由大院君辅政，希望如此能振兴朝鲜。高宗听说后非常害怕，急忙命世子南面正位，接受百官朝贺，效仿肃宗、英祖、纯祖故事，命储君代理听政。后来经过李容元力劝而罢，但李容元也遭到流配。 亦有一说是这次代理风波是因为世子的庶弟义和君李堈远比世子优秀，且大院君威望甚重，闵氏一族感到威胁，遂企图以世子代理听政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权势。

甲午战争以后，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王世子李坧于开国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0日）被进封为王太子，而高宗的称号也由国王升为大君主，闵妃由王妃升为王后。 此时李坧已经21岁了。 李坧被加封王太子九个月以后，就发生了日本浪人入侵景福宫的“乙未事变”，李坧当时在父亲高宗李熙所居的长安堂，而母亲闵妃在乾清宫坤宁阁，而闵妃正是日本的暗杀目标。李坧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他本人在变乱中遭日本人虐待，更可怕的是母亲在宫女群中被日本人杀死。后来李坧从当时在现场的一个宫女那儿听到了她目睹的一些事实，于是向美国公使馆寄去了披露真相的材料：“……受了惊吓的王妃说：‘我是来串门的。’宫女们也异口同声的这样说。但凶手们仍把她们扔到院子里，在王妃的胸口连踹3下，又用刀乱刺乱砍。同时，还有3名宫女一同被害，据说这3名宫女长得像王妃，凶手为了不漏掉目标，所以将她们一起杀害。” 另外，李坧还目睹了朝鲜人禹范善参与刺杀闵妃，据说八年后在日本暗杀禹范善的高永根就是他委派的。

乙未事变发生两日后（八月二十二日），高宗在日本人的强迫下下诏废闵妃为庶人。王太子听说后更加悲愤，便于废后诏下当天上疏要求辞去太子之位。高宗于次日下诏说：“顾念朕王太子诚孝与情理，废庶人闵氏，特赐嫔号。” 算是为闵妃稍稍挽回了些名誉。此后一连数月，李坧都难以从这一惨变中清醒过来，他的眼前总是重复那一血腥画面，以至于经常毫无缘由地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并不停地呼喊着妈妈。每逢此时，身边的宫女侍从无不泪流满面。从此他性情大变，由活泼开朗变得沉默寡言。

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李坧随其父高宗乘坐妇女轿子逃出了被日本人控制的宫廷，来到俄国驻朝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下令逮捕亲日大臣金弘集等人，至此亲日内阁垮台，李范晋、李完用为首的亲俄派掌握政权。高宗和太子李坧在俄国人及亲俄派的压力下被迫居住在俄国公使馆中一年之久，其间大量国家主权被亲俄派出卖。建阳二年（1897年）2月20日，高宗终于搬出俄国公使馆，偕太子李坧来到庆运宫（今德寿宫）。8月，改是年为光武元年，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王太子李坧被封为皇太子。

高宗为了培养这个软弱的儿子，遂于光武二年（1898年）6月29日开大元帅府，高宗亲自任大元帅，统辖陆海各军，皇太子李坧为陆海军元帅。 此时的李坧虽然寡言少语，对政务鲜有介入，但他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难以摆脱政治阴谋和伤害。光武二年（1898年）9月13日，发生了所谓的“茶毒事件”，亲俄派官员金鸿陆指使御膳厨师孔洪植和金钟浩在进呈给高宗和太子的咖啡中下毒，高宗感觉咖啡味道怪异而没喝，太子接过杯子喝下少许，竟然昏厥在地，高宗大惊，急命御医抢救。后来金鸿陆等三人都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但李坧在中毒倒地时摔断了两颗门牙，并且毒药永久地损害了他的脑神经和身体，以致他的身体更加虚弱。

此后，太子又负责接待德国亨利亲王，操办高宗五十大寿，这都是高宗对他寄予厚望而命他进行的活动，以此来锻炼太子。当时严淳妃（纯献皇贵妃）专擅，于光武五年（1901年）指使群臣伏阙上疏，要求册立严妃为皇后，掀起一场立后风波。高宗虽然非常宠爱严妃，但考虑到如果立严妃为皇后，将会伤害太子的心灵，所以最终没有同意。光武八年（1904年）11月5日，太子妃闵氏去世。两年后又娶尹泽荣之女为妻，是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唯一一位生前做皇后的纯贞孝皇后。

此时已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再次控制韩国。日本打败俄国以后，于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使韩国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高宗在被日本人监视的情况派密使李相卨、李儁、李玮钟前往荷兰海牙参加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不料其亲笔信和委任状被日本发现后，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指使李完用（此时由亲俄转向亲日）、宋秉畯等奸臣进行逼宫，以违背《乙巳条约》为由，强迫高宗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仍不罢休，载来6门大炮对准庆运宫，强迫高宗退位。7月20日，在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操纵下，代理听政仪式转变为禅让仪式，并以“权停例”的形式举行，即皇帝、太子都不出席，而由宦官做替身代行，并匆忙结束了仪式。8月2日，李完用上“隆熙”、“太始”两个年号，李坧决定以“隆熙”为新年号。 在这样迫近亡国的危急时刻，做了三十年储君的李坧继承了大韩帝国皇帝宝座。 李坧受禅后4日，日本又强迫韩国政府签订新的日韩协约，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根据这个协约，韩国的司法权被剥夺，军队也与8月1日以纯宗诏敕的形式宣布解散。这个条约引发了反日义兵运动的高潮，但大韩帝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被日本吞并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高宗本来就是以“代理”的名义让纯宗接管政务，从来没有传位于纯宗，而是在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操纵下才变成“让位”，因此纯宗的皇位可以说是非法的。另一方面，纯宗时期所颁布的重要诏敕和法令，都不是纯宗自己的签名，而是日本的韩国统监府伪造的，伪造纯宗签名的人叫前间恭作，这个事实已由韩国首尔大学李泰镇教授详细考证。 因此，纯宗做了三年皇帝，既是不合法的，又是完全任人摆布的傀儡，没有丝毫的实权。

隆熙元年（1907年）8月16日，纯宗下诏说：“朕之将施政改善、图一世维新，必始自朕躬。当于即位日断发戎装，臣民知悉，克遵朕意。” 8月27日，纯宗身穿西式制服，在庆运宫中的一座西洋式宫殿——惇德殿举行即位式，正式登基为帝。这种西式即位仪式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一次。前太子妃闵氏（闵台镐之女）被追尊为纯明孝皇后，太子妃尹氏被封为皇后。此时纯宗已经34岁了，可一直没有子女。从长幼排序来说，理应由义亲王李堈继承皇位，可是高宗的严贵妃趁机结纳日本人，仗日本之势要求立其子英亲王李垠为纯宗后嗣。于是李垠便于隆熙元年（1907年）9月7日被册封为纯宗的皇太子。同年11月13日，纯宗、皇后和太子在日本的压力下移居昌德宫，庆运宫（德寿宫）则留给高宗单独居住。日本之所以如此，为的就是割裂韩国皇室的关系。而瓦解韩国皇室的举动，并非只有这一个。

隆熙元年（1907年）10月16日，日本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访问韩国，韩国皇太子李垠亲自去泥岘御旅迎接，纯宗下诏热烈欢迎。 这份事实上是韩国皇室被吸收进日本皇室的先兆。嘉仁走后，日本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就一直对纯宗和高宗软硬兼施，强迫他们将十岁的皇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学，并说日本太子既然来了，韩国太子也该到日本去。11月19日，纯宗下诏将太子李垠送到日本留学，并封伊藤博文为太子太师，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太子少师。此后伊藤博文在韩国的称呼又变为了“伊藤太师”。李垠被送走时，太皇帝高宗只能挥泪告别，而纯宗皇帝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至此，韩国皇室被日本弄得七零八落，已经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了。

隆熙二年（1908年）是义兵运动最炽盛的一年，这年2月，各地义兵一度包围汉城，但被日本击溃。此后日本调集大量兵力，镇压义兵运动。在这一年中，各地义兵斗争被日军次第削平，已经很难形成气候了。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博文建议纯宗皇帝南巡，安抚民心，而伊藤的真实目的则是“欲使南北韩民知道，除了信赖我之外别无他途”。 隆熙三年（1909年）1月7日，纯宗乘坐汽车自汉城南大门出发，南巡大邱、釜山、马山浦，宫内府大臣闵丙奭以下大批韩国大臣及伊藤博文等多名日本人陪从。到釜山时，一度谣传日本人要把纯宗绑架到日本去，于是数万釜山市民围堵在港口，呈抵死护驾之形，很快辟谣后就解散了。 纯宗到达釜山海港时，一些渔民一齐驾驶五六艘船包围成一圈，大呼道：“陛下若东渡，臣等一齐赴水死，不忍见吾君被俘也！”岸上陪驾众臣急忙辟谣，说得唇干舌燥，那些渔民才离开。据说伊藤博文在陪纯宗巡游釜山时趾高气扬，下车仗剑向群众问道：“吾伊藤博文也，有欲杀之者乎？”群众不敢回答，有一人高声回答：“没有！”伊藤因此更加得意。 他还在途中作了首诗：“日照金銮瑞色新，庆南草木始逢春。悲歌亡国腐儒事，不许乱民轻帝钧。”陪驾诸臣纷纷相和。 伊藤又到马山浦，对群众演讲日韩两国的友谊，群众听了怒不可遏，伊藤后悔了，还没说完就走了。 南巡6天后，纯宗一行又乘坐汽车返回汉城。

南巡刚结束，纯宗又开始西巡，隆熙三年（1909年）1月27日，纯宗一行乘汽车西巡平安道，伊藤博文亦陪同。这次西巡的规模比南巡更大，纯宗一行途径开城、平壤，一直开到中韩边境的义州。2月3日返回汉城。在这次巡幸中，不时传出暗杀伊藤博文的传言，甚至还在开城发生爆炸事件。 这个月，韩国统监府强迫成均馆儒生剃发。

隆熙三年（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归国，复任枢密院议长，曾祢荒助继任韩国统监，仍然对纯宗为首的皇室进行严密监控。此时韩国政府已经完全被日本架空，在韩国各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日本人就有2480人。是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被韩国青年安重根击毙。以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为契机，日本朝野大力鼓吹立即吞并韩国，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也掀起了“合邦请愿运动”，延续五百多年的朝鲜王朝终于走到尽头。

隆熙四年（1910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吞并韩国，并以寺内正毅为新任统监，专门负责此事。7月23日，寺内正毅来到汉城。8月16日，寺内正毅向韩国总理李完用摊开了日韩合并的要求，李完用没有拒绝，只是提出不要更改韩国国号以及合并后封纯宗和高宗为贵族这两项意见。8月21日夜晚，李完用偕纯宗尹皇后之伯父尹德荣谒见纯宗，要求他同意合并。这一切早在纯宗的预料之中，但纯宗仍然唏嘘着不允许他的要求，在一旁的皇后也大哭，尹德荣恳请皇后停止哭泣，并威胁道：“若是，则有赤族之祸！”纯宗不得已应允了李完用等的要求。李完用走后，纯宗夫妇再度掩面痛哭流涕。

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13时，纯宗皇帝在昌德宫之兴福轩举行大韩帝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议上众臣一致同意日韩合并，纯宗只好允许，并授给李完用以全权委任状，由他代表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日16时，李完用在统监府与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10年8月29日，纯宗皇帝下诏退位。据说退位诏书颁布时还有一段小插曲，纯宗尹皇后在屏风后面听到李完用、尹德荣与纯宗商讨退位事宜，便出来阻止并把玉玺藏起来，后来玉玺还是被她的伯父尹德荣强行夺走。不过，虽然在《让与诏书》中加盖了“敕命之宝”的玉玺，却并没有纯宗的签名。日本在这天公布了《日韩合并条约》，并将纯宗皇帝的《让与诏书》、明治天皇的《合并诏书》及寺内正毅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一齐粘贴在汉城的大街小巷。纯宗下诏说：“朕以否德，承艰大之业，临御以后至于今日，关于维新政令，亟图备试，用力未尝不至。由来积弱成痼，疲弊到于极处，无望时日间挽回之施措，中夜忧虑，善后之策茫然。任此而支离益甚，自抵不得收拾于终局，则无宁托大任于人，不如奏完全之方法，革新功效。故朕于是瞿然内省，廓然自断，兹以韩国之统治权，让与于从前亲信依仰之邻国——大日本皇帝陛下，外以巩固东洋之平和，内以保全八域之民生。惟以尔大小臣民，深察国势与时宜，勿为烦扰，各安其业，服从日本帝国文明之政，共受幸福。朕之今日此举，非忘尔有众，亶出于救活尔有众之至意。尔臣民等克体朕之此意。隆熙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至此，延续519年的朝鲜王朝暨14年的大韩帝国宣告灭亡，纯宗李坧也成为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位君主。 李坧退位后，被日本降为“昌德宫李王”，软禁在昌德宫这座四百多年历史的悠久宫苑中，成了自己国家土地上的异国囚徒。而李坧的父亲太皇帝高宗李熙被降为德寿宫李太王，均被列入日本皇族。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10月1日，日本正式成立了朝鲜总督府，开始进行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韩国的国号恢复为“朝鲜”，汉城改名“京城府”。亡国之后，李坧和他的家族，以及在这次空前的卖国行为中出过力的李完用等勋贵重臣，总数达76名，都得到了日本的奖赏，获得了爵位、奖金和岁费。李坧每年从日本人那里支取一笔尚算可观的生活费用，在表面上继续维持着其帝王生活。但是，他已没有任何权力，甚至于连他的寝宫家具布置他说了也不算数。按照日本人的规定，那是新设的朝鲜王室事务管理机构“李王职”的权力，而“李王职”的负责人是日本人任命的。

这时的李坧虽然仍居住在昌德宫，但他像笼中鸟一样被严格限制了活动范围。除去他的寝宫大造殿以外，别处都是禁区。日本禁止他和他旧臣们到过去上朝议事的外殿去，因为此时“议”有关朝鲜的事时根本无须他们参加了。

大正六年（1917年）5月，李坧前往咸镜南道咸兴，瞻仰朝鲜太祖李成桂故居并祭扫李子春等祖先的坟墓；同年6月，李坧在尹德荣的策划下东渡日本，朝觐大正天皇。 大正八年（1919年）1月，高宗去世，李坧想起母亲被日本人凶杀、父亲又被日本人毒死，他与日本人有着算不清的血海深仇。但他无力也无法去报仇雪恨，只把它作为永久的痛苦压在心底。这时，他变得异常迷信。他开始深信人死后是有魂灵的，人们是可以向死去的亲人倾诉心声的。他经常到高宗生前的寝宫和高宗、闵妃死后归葬的洪陵，面对空明长诵不已。后来王宫里有了电话，他便命人架设了通往高宗昔日居所和陵区的专线电话，每逢他因身体不适不能前往时，他便令侍从接通电话，令对方接听者把话筒对着被认为是高宗魂灵寄居之所，然后着素衣，正襟危坐对着话筒轻声诉说起来。凡看到这种场景的侍者无不动容。他这一习惯坚持数年，直到他病重不起。 李坧本性是个善良而懦弱的人。他的身心皆受到难以治愈的创伤。大正十五年（1926年）3月，李坧病重。当时已被王室立为储君的其弟李垠闻讯从日本东京赶回京城。见李坧病到如此程度，仍是医疗不周，李垠曾指令有关部门调配专职护士照料，广请良医，而且要中西医兼用。但李垠走后一条也未能落实。 大正十五年（1926年）4月25日拂晓，李坧逝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享年五十三岁。李王职为其上庙号“纯宗”，谥号“文温武宁敦仁诚敬孝皇帝”。纯宗去世以后，曾秘密将遗诏口述给自己的姑父赵鼎九（兴宣大院君之女婿），由赵鼎九听写，并于1926年7月28日将其公开到在美国发行的《新韩民报》上。纯宗遗诏这样写道：

一命仅存之予，为破弃并合认准事，诏曰：曩者并合之认准乃强邻与逆臣辈自为之、自宣布之，皆非予之所为也。惟幽闭我、胁制我，使不得明白言非予所为也。呜呼！古今宁有是理耶？予苟活不死，于今十七年矣，为宗社之罪人，为二千万生民之罪人。一息未泯，不能暂忘，困于幽囚，无出言之自由，至于今日。今一病沉重，曾不得一言而死，予将死不瞑目矣。故今予托卿，卿其以此诏宣布中外，使吾最爱最敬之吾民晓然知并合之非予所为也。前所谓认准与让国诏敕自归破弃。咨尔有众，努力光复，予魂魄当佑启汝焉。

纯宗遗诏明确否认了自己承认《日韩合并条约》，也可印证《让与诏书》中没有纯宗签名的事实。这份遗诏既是纯宗对历史的交代，又表达亡国阴影下内心的悲凉。

朝鲜总督府为了收买人心，便下令为纯宗举行朝鲜传统的盛大国葬。大正十五年（1926年）6月10日，纯宗李坧的葬礼正式举行。陵墓被选定在其父皇高宗皇帝与母后明成皇后的南扬州市金谷洞洪陵旁，命名为“裕陵”。早上8时，大舆驶出敦化门，由宗室、贵族臣下和各地赶来“望哭”的民众共计数十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长达20余里。亡国后的李王此时成了国家独立的象征，市民百姓用对已故君王的悼念来表达亡国的悲痛。激动的人流渐渐失控，他们再次拿出秘藏的太极旗，高呼起“独立万岁”的口号。早在4月28日，一位名叫宋学先的青年见日本人乘着汽车从昌德宫驶出，他认定此人必是日本总督斋藤实，便冲上去把短刀刺进了他的胸膛，附近的一人挡住而被刺死。可惜的是，被刺者不是日本总督，而只是一个日本商会头目、京城府协议员佐藤虎次郎，他受到重伤；而挡住他而被刺死的则是京城府协议员、日本人高山孝行。宋学先当场被巡查击伤并逮捕，后来遭严刑拷打，终于被杀害。但他的壮举激励了全国青年人，到了6月10日纯宗葬礼那天，他们散发反日檄文，展开罢课斗争。日本军警到处抓人，进一步激起民众反抗，终于演变成全国性的“六·十万岁运动”。

北京人头盖骨有何重要意义

北京人头盖骨

【名称】：北京人头盖骨

【拉丁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

【概述】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在周口店挖掘，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属旧石器时代。

【发现过程】

1929年12月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后来又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200多块骨化石,还有大量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灰烬.周口店开掘化石工作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一个创举，当时在中国无成法可遵。

后来龙骨山上陆续发现一些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属直立人种。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大约早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据说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于愈合。因为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世，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同年10月，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后来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这样，所谓“龙骨”的谜揭开了。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第二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们精力充沛，给整个现场带来了生气。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学术界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为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他顾不得寒冷，决定把挖掘工作继续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点，已经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觉得更冷了，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果真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天色越来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决定，继续挖下去，一直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止。这一夜大家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专人把这个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又过了几天，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城里。

1936年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二战期间，周口店猿人洞先后出土的全部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神秘失踪，再度震惊了世界。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腥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烟遗址和烧石、烧骨等。北京猿人制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并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丢失】

“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头盖骨”若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术研究员，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头盖骨”的意思。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头盖骨”出境。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李树喜公布的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船名“哈德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秦皇岛。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此不见踪影，至今66年……

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一共有5个；山顶洞人头盖骨3个；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北京人的残下颌骨13件；北京人的上锁骨1件；北京人的上腕骨1件；北京人的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山顶洞人肩胛骨3件；山顶洞人膝盖骨3件，还有硕猴头骨化石2件；硕猴下颌骨化石5件；硕猴残上颌骨化石3件；硕猴头骨化石残片1小盒；山顶洞人下颌骨4件，还有大量其他珍贵化石。

【寻找】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日本都开展了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寻找工作，但至今没有这些珍贵化石的下落。多年来，寻找“北京人”一直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学者呼吁的层面。1998年，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为首的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呼吁有关人士行动起来寻找“北京人”化石。1999年，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出“世纪末的寻找”的呼吁。但由于牵涉到日本、韩国等国外政府和相关人士，所以单纯靠民间的努力，很难取得进展。

2005年07月0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至此，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统一协调民间力量的寻找“北京人”行动机构诞生了。

房山区政府介绍，房山区委书记聂玉藻和区政府代区长祁红将分别担任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政委和主任，委员会的专家顾问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周国兴等。而此项工作将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寻找工作队，职责是：制定寻找计划，上报批准后，外出调查；实地线索追踪后，进行资料整理，及时上报；针对有价值的重要线索，经上报批准后，进行深入挖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对国内线索进行搜寻。

【北京人头盖骨的意义】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它资料。北京人化石就成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稀世瑰宝。，“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可想而知。

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ji yu计余）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五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这事件，成为震惊世界的失窃案。五十年代以来，人们继续寻找着；令人气愤的是，至今仍无结果。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人头骨化石理当回到他们的后代手里。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7种版本使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颗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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