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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日本放了2个原子弹日本人应该很仇视美国可是现在与美国同盟...

战后日美关系的演变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美两国结成特殊紧密的关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日美两国力量的消长，日美关系多次调整，日美两国亦由敌对发展同盟。

日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处理问题，日美结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日美两国力量的消长，日美关系在内部多次调整，不但影响其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同时也影响着亚太地区局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尽管日美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但维持正常的双边关系一直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日美两国一直在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因此研究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于探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集团战败而告终，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了日本全境。1945年8月12日，杜鲁门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君临日本。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该文件写明：“占领军应由美国认命的最高统帅指挥”，“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政策应居主导地位”。“最高统帅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和制度（包括日本天皇在内）行使自己的权利”。[1]如是，美国便确立对占领的领导权和间接统治方式。

日本是美国争霸太平洋地区的宿敌，早在战争结束前美国既已决定借日本投降之机彻底削弱日本。《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是：（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2）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该政府尊重他国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2]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占领初期，占领军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削弱日本的措施，实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一）解散军事机构；逮捕并审判战犯；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团体；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实行严格的赔偿计划。（二）颁布五大改革指令：赋予妇女参政权和妇女解放；保障工人的团结权和团体交涉权；废止具有压制性质的各种制度；教育自由化；经济民主化。（三）进行两次农地改革，改革长期以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意基础，阻碍民主化的半封建土地制度。（四）解散作为侵略战争推动力量的财阀。（五）修改日本宪法。新宪法废除了天皇亲政的原则，天皇只作为国家的象征，宣布主权在民，确立基本人权，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日本政党制度。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3]

上述改革是具有战略性的措施，意在摧毁日本军国主义根源，消除军国主义影响；对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是十分有必要的。遗憾的是，实施两年，上述改革还远未完成，美国政府却嘎然刹车，对日政策从惩治改造转为复兴扶植。

二战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势力剧增，冷战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将中国作为其稳定亚洲的中心的企图成为泡影，打乱了美国的亚洲战略；朝鲜、越南政权相继建立，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针对这种形式，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提出“新的对日占领政策”，即“培育一个强有力的日本政府”，“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集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4]简言之，美国改变其初期占领政策，开始扶植日本在亚洲执行其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策。

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在实践上，早在1947年就开始了。 美国终止了对日本的改革进程，如陆续释放战犯，停止拆除工厂，承用被整肃的前官员等等。与此同时，占领军当局缓和了对日本的种种限制，放宽了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帮助日本复兴经济。美国为日本制定并强制执行《稳定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此举缓和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混乱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日本变成后方军需工厂，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本从战争中收益大量外汇，对其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二、从敌对到伙伴

旧金山媾和是美日关系演变的里程碑。

随着冷战加剧和亚洲革命浪潮的澎湃发展，美国政府希望日本尽早摆脱《波茨坦宣言》以及其他国际协定的约束，结束“盟国”的占领，以“和平独立”的成员回归国际社会，为其所谓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亦将美国完全控制日本的局面合法化、长期化。为此，美国政府早在947年即提出对日媾和设想，但军政界意见分歧；其媾和程序又遭苏联反对，对日媾和问题便搁置下来。

日本方面则与美国不同。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在任期内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缔结媾和和约，实现日本独立。这是吉田茂魂牵梦绕的抱负。就当时的情况看，日方比美方更急切。吉田茂采取了主动。

1950年2月，吉田首相派亲信池田勇人为媾和一事秘密访美，探听到了美国对媾和的真实想法。5月，吉田首相在池田藏相再次访美时即带信给美国：“日本政府希望在尽早时机缔结对日和约。并且鉴于美国方面不便提出和约缔结之后美国军队仍有必要驻扎日本，以保障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这一希望，日本政府愿意研究一项由日方提出建议的方法。”[5]由是，日美双方在媾和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国加快了媾和的步伐。

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52个国家（中国排除在外）参加，49个国家（不包括苏联）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次年4月和约生效。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开幕词说：“当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和会的席上，为了今后在我们之间消除胜者与败者的区别，共同成为寻求和平的伙伴时，让我们抛弃一切恶意和憎恨吧！在我们之间，既无胜者，也无败者，只有为和平而互相协力的同伴。” [6]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在这里提出的合约，并没有惩罚性和报复性的条款，对我国国民并没有加以永久性限制。他使日本恢复了完全的主权与自由，使日本成为了自由、平等的国际社会一员。这个和约不是复仇的条约，而是‘和解与信任’的文献。日本全权代表欣然接受这个公平而宽大的合约。” [7]

和约总纲宣告：“各盟国及日本决定，他们此后之关系将是由主权的平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友好的结合下进行合作。”条约规定：“日本与每一个盟国间之战争状态依照本条约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自日本与该国间所缔结之本条约生效时起，即告终止”。各盟国所有占领军，必须在和约生效后的九十天内撤出日本。“但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外国武装部队依照或有一个或二个以上的盟国与日本业已缔结或将缔结之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或驻留。”“各盟国方面承认日本以一个主权国家资格并得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和约规定：日本的冲绳岛等岛屿由“联合国托管，而以美国为唯一托管当局”，“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居民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及司法权力”。[8]《旧金山和约》结束了盟国对日本的全面军事占领，盟国占领机构取消。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家。同时，和约亦为美国继续驻扎日本留有空间，这与托管条款使得日本的独立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和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日美两国的关系，但两国间的具体合作，尚需另立条约。

在《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一天，日本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这个条约主要是确立和约生效后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关系和美军在日本的特权。对于日本和美国，其意义较之《旧金山和约》更为重大。条约总纲写道：“和约生效后，日本将无有效工具来行使它自卫的自然权利，因为它的武装已被解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遇到危险，……因此，日本希望与美国签订一个安全条约。”“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提供陆海空军基地，美国则“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日前愿意在日本国内和周围驻扎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雾转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速给予的援助”。[9]1952年2月8日，日美两国签订《行政协定》，规定实施《日美安全条约》的细则。根据这个协定，美军可以在日本的任何地方设立军事基地；美军及其家属犯罪不由日本判处；日本要分担美军驻留日本的部分费用。《日美安全条约》毫无双边性可言，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如此一来，日本实际上处于美国的半占领之下。

《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从一个被占领的战败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以独立的身份参加国际社会。《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三者构成日美关系的体制，即旧金山体制或安保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标志日美两国之间从敌对关系演变为附属伙伴关系，即主子与小伙计的关系。日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安保体制被视为日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双方共同维持。但这个框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只是一个过程。国际关系没有终点，永远是过程。

三、从伙伴到同盟

安保体制的确立，成为日本振兴经济，重返国际舞台的起点。1945年，日本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此前，日本已于1952年4月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步入国际经济舞台。吉田茂因为坚持从属美国的外交路线而垮台后，继任者鸠山一郎顺应时势，顺应民心，上台伊始便提出自主外交，表示愿意同苏联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政治关系。1955年10月，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日、苏联合宣言》。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回归国际社会。

佐藤荣作出任日本首相后，积极着手解决战后日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外交问题——小笠原、冲绳问题。他先后四次访美，与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任美国总统谈判。60年代末，美国出现衰退，经济再次出现严重滑坡；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难以自拔，国内反战情绪愈演愈烈；第三世界纷纷崛起；美国的全球战略日益暴露出战线过长、后方太远、兵力分散的弱点。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收缩战线，美国需要日本在亚洲的密切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视“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超级大国”，“今天出现了一个新日本”，[11]认为“到60年代中期，日本人开始强烈地感到我们继续管理冲绳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如果我们不加响应，就有在我们关系中引起危机的危险。”[12]于是，1969年11月，佐藤首相和尼克松总统就无限期延长新《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国把冲绳岛行政权归还日本达成协议，并决定新《日美安保条约》及其有关规定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归还后的冲绳。1971年6月正式签署相关文件，1972年5月5日美国正式向日本移交冲绳岛的行政权。日本终于结束了在美国“半占领”下的“战后”时期。

6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6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从1965年开始，日本对美国的入超逐年扩大，两国间不断发生贸易摩擦，“纺织战”、“钢铁战”等等此起彼伏。虽经双方多次努力仍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经济地位必然要求与其相称的政治地位。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宏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设想，而实现政治大国的基础是日美关系。日本政府强调“日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美国政府强调美日合作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石”。1981年5月，日美联合声明首次肯定日美“同盟”。1983年1月中曾根提出“日美是命运的共同体”，表示日本“对维护日美同盟的认识，超出了仅仅改善两国关系的范围，而且要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更为广阔的领域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合作。”

纵观60—80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曾有较大调整，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但日美关系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其间的调整与摩擦都属于安保体制内的演变过程。日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发展需要，从从属伙伴演变为相互依存的同盟。1988年1月竹下登首相访美时表示两国应结成“全球性伙伴关系”，1989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与布什总统一致宣称要加强日美“全球性伙伴关系”，共同处理国际事务。

四、冷战后的日美关系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为了实现其“一家独霸”的野心；日本为了实现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梦想，对安保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强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联盟体系。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日，与桥本首相共同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对日美同盟进行“再定义”。1997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了美日进行防卫合作的基本形式和内容。1999年4月和5月日本国会先后通过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通过这一系列外交活动完成了对冷战后日美关系的调整。小布什上台后更加重视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主张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加强美日同盟，把日本作为亚洲和平、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基石“。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在基本框架上仍没有脱离安保体制，但在内容和层次上对旧体制进行了调整：（1）安保体制作用的地理范围扩大，突破日本本土的界限正式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用“周边地区”这种模糊概念划定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广阔范围。（2）加大了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日美加强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合开发和在对后勤保障的相互支援。原来由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项防卫体制逐渐向美日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3）安保体制直接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国际救援行动相联系。美国希望日本在联合国的维和和救援行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推动了日本争取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活动。美日联盟呈现加强趋势。

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及9.11事件，使美国政府争霸世界的心理达到狂乱的程度。美国要用北约控制欧洲，用竭力构筑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联盟控制整个亚洲。日本政府则急切地利用美国的全球战略达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的。来自参考消息的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汇总一份美军全球规模的整编方案，“削减驻韩和驻欧美军兵力，同时将驻日美军作为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据点，强化其司令部机能”。届时日本将由冷战时的“共产主义防波堤”变成美军“推进世界战略的据点”。[13]日美正计划走向“世界性同盟”。

注释：

［1］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版，P.37-38.

［2］赵建民 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P.322.

［3］信夫请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731.

［4］魏楚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载《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P.18.

［5］郑毅《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P.118.

［6］同⑤P.150.

［7］同⑤P.154.

［8］赫赤《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P.365-367.

［9］同⑧P.379-380.

［10］转引自 张健《从“安保条约”的修改看日美关系的演变》载《日本研究》1996年第2期P.44.

［11］［12］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P.302.

［13］《美军推进亚太地区战略 日美走向“世界性同盟”》载“参考消息”2004年8月9日.

参考书目：

1．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版.

2．赵建民 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3．信夫请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郑毅《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

5．赫赤《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6．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7．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8．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洋务运动时的政治与思想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探（转贴）

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一连串的打击下，清政府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忻、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辱、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已认识到，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西方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然而洋务运动终究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彻底失败了。其目的在于提高与西方对抗的能力，其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幻想通过技术的提高来达到与西方抗衡的目的，对于社会制度与思想基础的不同并无认识，但这次运动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革命。

本论文通过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透视，解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并研究洋务运动所间接带来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改变。

前言：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一连串的打击下，清政府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忻、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辱、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已认识到，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西方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

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在制度和思想上原本并没有打算引进西方的文化、制度，而主力引进并发展军事、工业等技术层次上的先进之处。但洋务运动最终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而宣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洋务运动只注重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忽略了政治、社会和思想等配合。而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开展的明治维新却能因在文化等方面很好的配合技术发展而取得与中国结果迥异的成就。比如：在教育本来就比较普及的基础上，明治五年（1872）它全面推行以法国为模板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要求“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② 新式教育成了富强的新日本的支柱，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成为鲜明的两极。另外，在官吏制度、社会成分等诸多客观方面中国也很难取得根本上的成功。所以，我们的论题的主旨是分析国民性、传统思想来剖析这场运动。

洋务运动时中国在制度方面的不足

太平天国作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朝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地。部分官员试图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力主兴办洋务，在中央的代表有奕欣，在地方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被称为洋务派。而另一部分官僚（以满清贵族为主）则坚决反对采用西方科学技术，被称为保守派，以倭仁为代表。而慈禧也只是暂时支持洋务派。这样的局势，很有可能随时变动，是对运动非常不利的。

首先，而从历史上看，吴起、商鞅、王莽、王安石等人的变法或成或败都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是国人的国民性所造成，因为孔子说：“信而不做，述而好古”、“掩夏之盖，乘商之络，复周之礼”；③老子说：“撄宁无为，是民无争”。④这都导致中国人创新能力极差，安于旧事，不乐于变法。而统治集团只注重王朝内部的利益，向来只有夺权谋位，而不会考虑社会制度。所谓爱民勤政，也大多只是稳固统治的一个幌子。所以，这样势必导致洋务运动在利益方面与朝中一部分人有冲突而必须一方面搞运动，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用尽手段，从而使运动很难进行下去。这样的形式在西方是不曾出现过的，或者说尽管也有，但不像中国这么变本加厉。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

作者： 云天仇 2004-12-19 16:1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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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洋务运动时的政治与思想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探（转贴）

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可是，当权者没有什么人考虑过必须改造国家机关，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郭嵩焘曾经向朝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无人理睬。具体的分析，这又和中国人2000千年来的国民性分不开。“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⑤从斯塔夫利阿诺斯的这些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王朝的特点。事实上，中国长达5000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3次有意义的大变革。分别是：秦朝正式开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民国结束了封建制。而其中封建社会就占了2000多年，不得不使人叹息。正是这样政府注重的只是自己的王朝，而不是整个国家机关。在官吏方面，比如史官。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形象是很高大的，南史氏、董狐、司马迁都是不畏强暴而坚持真理的典范。然而方孝孺一案之后，尤其是明清，史官成了彻头彻尾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又何谈在其它方面有完整健全的官吏体制呢？

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 ⑥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

新旧文化的冲突

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殆。” ③中国人自古认为治理好国家要靠得到贤人，墨子也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⑦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依靠人治的基础上。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人自从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变得软弱罪恶，任何人都不可靠，因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原罪说”。所以西方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制。然而中国人是没有信仰观念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③正是这样，中国人对信仰的观念非常淡薄。历史上虽然出现过道教、佛教、景教，但仍只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存在。并没有在任何时候成过气候。当佛教兴盛时，则出现“会昌灭佛”，当道教兴盛时，则又有武则天禁止。可见，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主导地位的。这样就势必导致广大国民道德性差，没有约束，没有秩序。所以，如果要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广大人民的国民性、从众而不敢做先驱、缺乏社会秩序是一块很大的绊脚石。

其次，基督教思想和伊斯兰思想有一种扩张精神，即，整个世界是上帝与魔鬼的战场，基督徒有责任去征服异教徒并将其同化。而中国则非常的自闭，孔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的华夏为中心的自守思想非常严重。所以，当中国人面对来犯的洋人时，则变得束手无策。

第三，基督教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宽恕”，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⑧耶稣自己在死前也为自己的敌人祷告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心里不知道。”⑨而在中国是没有这样一种思想的。一出《赵氏孤儿》，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潸然下泪。然而，多少人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甚至献出亲生儿子来救护这个赵家遗孤，在他身上唯一的期待，竟是期待他有朝一日长大成人报仇雪恨！又请看这位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仇恨竟驱驶他掘开仇人的坟墓，搬出尸体，挥起皮鞭，抽打不已！这样则势必使国人在生产工作、生活上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间杂进很多个人利益。

作者： 云天仇 2004-12-19 16:1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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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洋务运动时的政治与思想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探（转贴）

第四，统治阶级的高度集权。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统治者的意愿，统治者想要得一定就要得到。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全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以商鞅、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提倡高度集权实行法术的始作俑者。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⑩这使得统治者对属下不信任，而只相信自己的意识。他又说：“权势不可以借人。” ⑩这使得统治者的权利更加牢固。而西方则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陆续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国会、议会等形式的民主制度。这相比较中国还在集权的封建社会中要优越的多。并且，封建专制，也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另一点，近代中国人很不愿接受外来文化是因为认为这是耻辱，大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感觉，并且还有类似蛮夷猾夏的沙文主义思想作祟。而且西方传教士以及在各地的教会，会时常帮助革新派和外国侵略者做事。所以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黎民百姓都不愿意接受这种带有火药味的文化。然而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在洋务运动期间到中国从事活动的人中，教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服务对象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以文化事业为主要表现形式，影响主要在教育、出版、企业等领域。也有一部分外国人，比如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和赫德，以及参与中国外交的美国人蒲安臣，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很有影响。

从教会当时在华医疗机构的规模看，基督新教所属的大小医院、诊所有40多家，天主教所属者也有数十家，主要分布在一些较大城市。他们不但为诸多患者解除了病痛，而且还传播了西医西药知识，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外国在华书刊出版业发展迅速。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1815年4月17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来华，带领中国雕刻印刷工人从广州出发，至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筹建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同年8月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1865年2月2日，英国人约翰?查尔默士在广州创办报刊《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内容遍及天文、气象、数学、物理、医学、工业技术等领域，极大地开启了国人的眼界和心智。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文化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这种文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政治文化，它在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延续的同时，也抑制甚至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创造力。尽管在针对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在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性。一句话，近代中国社会要发展，文化必须变革。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开放不久，而且是被迫开放，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有较多知识和见识的部分官僚层和知识层，在广大民众中没有广泛的基础。而洋务运动，则让这种认识更深的植入中国人心中。洋务运动的失败、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一部分国人认识到：要改革，就要从根本上进行。仅仅浮于表面，而不改变本身已经腐朽庞大的政治制度、漏洞弊端百出的旧式文化，是绝对不行的！也正是这样，才引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才出现了鲁迅、胡适、钱穆等人。

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

光绪死因分析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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