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9日 1923年9月中国发生了什么

一篇好的文章需要好好的打磨，你现在浏览的文章是一篇关于1923年9月9日 1923年9月中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本文对文章1923年9月9日 1923年9月中国发生了什么好好的分析和解答，希望你能喜欢，只有你喜欢的内容存在，只有你来光临，我们才能继续前行。

1923-1929年的大事纪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7年）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鲍罗廷是谁呀

米·马·鲍罗廷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1923年9日， 被苏联政府派遣到中国，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1927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俄罗斯人。原名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生于沙俄前威帖布克省。青年时代开始革命活动。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春赴美侨居，参加革命活动﹐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7月回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次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奉派到美﹑德﹑英等国从事国际联络工作。

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等职。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画﹐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和会议的其它文件。同时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请求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拔款项﹑军械支持军校。并多次到军校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工作。当年10月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11月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前，请他转达遗言和给苏联的信。

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鲍罗廷对蒋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同年7月北伐军开始出师，他暂留广州，12月随国民政府北迁至武汉。当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后﹐他支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制裁措施。同时支持人民群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但指责“农民运动过火”。

1927年4月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后﹐对鲍罗廷等发出通缉。同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2月因美国记者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被捕。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

帮助改组国民党编辑本段

鲍罗廷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即已开始，但真正付诸实施还在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州以后。他先聘任鲍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0月28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为筹备召开“一大”的领导机构后，又改聘鲍为顾问。鲍的主要贡献是帮助孙中山起草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当时参与起草的还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此外就是重建国民党在广州和上海的党组织并确定参加一大的代表，鲍罗廷还因此去了上海并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开了会。但是到1924年1月20日一大正式开幕后他却躲到幕后去了。在会上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对“一大宣言”是否通过甚至孙中山也产生一些动摇时，这时他才应孙先生之请到了大会秘书处。他用充足的理由和诚恳的态度说服孙中山，坚定了他的信心。孙中山在大会上坚定表态，最终使宣言得以通过。鲍罗廷在大会上公开露面只有一次，即1月25日追悼列宁逝世时，但实际上他始终密切关注大会的进行，为大会胜利召开作出了杰出贡献。

帮助创建黄埔军校编辑本段

鲍罗廷

帮助创建黄埔军校，在广州的两场斗争中取得胜利“一大”后孙中山首先抓了黄埔军校的开办。 一直到6月16日正式开学。无论是开办经费或训练用的枪支弹药，无不主要依靠苏联支援，鲍罗廷作了大量工作。他与孙中山一起出席了开学典礼，6月24日还亲自到校作了重要讲话。

两场斗争，一是国民党内右派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从6月底开始一直闹到8月下旬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结束。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并中途把在上海的瞿秋白（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请来参与这场斗争，终于把右派的气焰打下去，巩固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原则，维护了“一大宣言”的精神，鲍顾问功不可没。

另一场是广州的“商团叛乱”，从8月中开始，商团扬言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要推翻大元帅府。由于9月初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开往韶关，广州由省长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态度动摇。敌人在英帝支持下，更加气焰嚣张。鲍顾问力主坚决镇压。10月10日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平叛，他任会长，聘鲍为顾问，并说在会长缺席时鲍有表决权，以制约胡汉民的动摇。14日革命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孙中山也已回师广州，15日一举平定叛乱。这对当时广州革命政权是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鲍罗廷又立了一功。

处理政变编辑本段

在孙中山逝世前后广州的平定商团叛乱没过几天，北京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冯玉祥在10月24日发动政变推翻了大总统曹锟，建立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鲍罗廷陪同孙中山、宋庆龄等北上，12月4日到天津，31日入京。由于冯玉祥失误，在打败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后又把段祺瑞请出来执政。结果奉系张作霖与段勾结，逼迫冯玉祥先至京西天台山，后赴张家口。孙中山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提出“外崇国信”的“善后会议”，针锋相对，斗争激烈。鲍罗廷与北京的加拉罕及中共北方区委的李大钊等坚持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与“善后会议”作斗争。鲍罗廷不仅参加国民党中央在北京成立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而且常常邀请国民党要员到苏俄使馆去谈话。一直到孙中山病重，起草<致苏俄遗书> ，鲍罗廷都亲自参与。3月12日孙中山病逝，鲍是治丧中重要人物。在此期间他到张家口会晤冯玉祥，4、5月间鲍南下广州前还到直隶、河南等地会晤国民军将领，为在大革命后期苏联支援国民军反对奉直军阀打开道路。

开展国民革命编辑本段

鲍罗廷

鲍罗廷再下广州，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开展国民革命 1925年5月鲍罗廷重返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坚持革命；7月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正式组织国民革命军。鲍罗廷被继续聘请为高等顾问。自此一直到1926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约有一年半。除1925年10月他一度秘密再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及1926年2月至4月“休假”一度又至北京等地外，他一直坐镇广州，忠实履行他的顾问职责。

鲍罗廷在此期间的最大功绩是自始至终参加了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在广州开展的省港大罢工。这场大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1926年10月结束，其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远、规模之巨大，都是空前的。鲍罗廷这时不仅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还是一度成立的中共中央驻广东的派出机构“广州临委”的五人成员之一，其他四人为中央驻粤委员谭平山及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这次大罢工因有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支持才得以取胜。当时担任鲍的助手兼翻译的张太雷就说过：“这次大罢工的准备工作事前策划得非常周密，有关的重要决策都是在鲍罗廷顾问那里商定的，具体行动则由区党委分派专人去办。”汪精卫、廖仲恺和共产党员邓中夏、黄平、杨匏安都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苏兆征则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与省港大罢工同时掀起的广东农民运动也得到鲍罗廷的有力支持。

另一件大事是平定盘踞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及第二次东征。这次平定杨刘叛乱在鲍罗廷5月下旬返穗前已在准备，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参与领导，6月中旬平叛胜利时鲍刚到广州，他主要参与了平叛后组建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工作。不料8月廖仲恺遇刺，震惊上下。鲍罗廷又亲自参与了“廖案”处理，9月陈炯明残部在东江作乱，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及南讨海南岛邓本殷，至11月和次年1月取得完全胜利，广东全省统一。鲍罗廷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同时，也一直关注广东根据地巩固的大事。

在国民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却在加剧。廖仲恺是左派的旗帜，他被暗杀，虽然迫使右派首领胡汉民下台，但因当时主持全局、临时成立的以汪精卫、蒋介石为主的特别委员会反对鲍罗廷逮捕胡汉民、谢持、邓泽如等，因此未使右派斩草除根，反而使蒋介石钻空子扩充了实力。11月邹鲁、谢持等在北京正式成立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公开分裂。次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据周恩来回忆：鲍罗廷事先与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等商量要在大会上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但遭到在上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反对，以致在大会上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虽然把一度提出的要解除鲍罗廷职务的浪潮打了下去，但鲍却不得不在会后“休假”北上。鲍2月初离开广州，4月底回到广州。在此期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广州发生三二○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派来的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高级使团正来华考察，他对蒋介石阴谋未予揭露反击反而迁就退让，鲍回到广州时，蒋介石势力日益扩张，中共广东区委要求对蒋制裁未能实施。到5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鲍罗廷根据苏联政府指示，对蒋介石进一步退让，通过了反动的<整理党务案> ，党政军实权都落入蒋介石之手。7月北伐开始，蒋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其他原来不属他直接指挥的各军也统辖起来。当蒋出师北上时，叫张静江代理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之职。据瞿秋白9月从广州回上海时向陈独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张静江等现对鲍之话丝毫不听”，蒋介石的代理人竟对鲍罗廷如此，可知这时蒋介石气焰之嚣张。鲍罗廷执行苏联的右倾退让政策，自己将自食苦果了。

武汉时期编辑本段

鲍罗廷

蒋介石就任总司令誓师北伐是7月9日，但一直到7月27日才亲率总司令部离开广州北上湖南，前线节节胜利，他从湖南打到湖北。9月17日，汉阳、汉口已经攻克正在围攻武昌时，他即从武昌东进江西，攻打南昌，一直到11月8日才最后攻克南昌。

这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1月16日鲍罗廷与宋庆龄、孙科等第一批北上，到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只好换乘轿子到赣州，然后由水路北上，12月2日到达南昌会见蒋介石，12月10日溯江到达武汉。13日中央开始在武汉办公。但到年底，蒋介石把张静江、谭延叫到南昌，竟要求迁都南昌。1月9日他亲赴武汉，宣扬自己北伐功劳，拉拢群众。在一次30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他又出来表功，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为什么违抗中央决定要求迁都南昌。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吴玉章在回忆中说，鲍罗廷在大会上也发表针锋相对的讲话，说明应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陈公博回忆：鲍蒋以后又有一次个别会谈，鲍告蒋一个古代西方的故事：一个专制君主反对大臣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听后大为生气，下决心要驱逐鲍。蒋怀恨在心，回到南昌，这时武汉、南昌成了两个中心。一直到3月10日至17日，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谭延、何香凝等中央执监委大都已从南昌到了武昌，蒋介石硬找借口不去，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还是如期正式召开。在“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总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特别是从政治上推翻了“整理党务案”；虽然蒋介石保留了总司令职务，但要受党内集体领导的制约；国共合作不仅在党内，而且发展到国民政府内。可是决议约束不了蒋介石的行动，军队的实权在蒋的手中，他从南昌到南京、上海，策划反革命政变，终于在4月12日爆发了。4月18日蒋介石正式成立了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名单上第一名就是鲍罗廷。

宁汉正式分裂。由于共产国际的失误，鲍罗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唐生智及北方的冯玉祥。他主张第二次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退到西北去。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共产国际及苏俄已决定派罗易来代替维经斯基，鲍罗廷与罗易、维经斯基都参加了大会。鲍罗廷这时更加右倾，罗易的主张有的太“左”，有些又很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思想也很混乱。因此“五大”什么问题也未真正解决。当时国内两个反革命政权：张作霖的北京政府、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付一个武汉的革命政府。5月发生夏斗寅叛变及马日事变，6月通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冯玉祥倒向蒋介石，“礼送共产党出境”，到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分共，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鲍罗廷坚持的“迎汪”“联唐”“拥冯”统统破产。由于陈独秀在七月初已不出席中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鲍罗廷主持下，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鲍与瞿秋白一起秘密上了庐山，瞿秋白后来加入中央工作，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及召开八七会议，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鲍罗廷于7月27日正式离开武汉，苏俄派罗明那兹接替他。汪精卫还假意到火车站送别“鲍顾问”。鲍罗廷到郑州见冯玉祥时，汪却密电冯扣鲍杀害之，冯未照办，派人把他送出潼关经西安、银川、库伦回国。

鲍罗廷回国后受到严厉的批评，他既检讨自己的失误又为自己辩护。1929年下半年后才分配到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劳动人民委员会、塔斯社、外文出版社、 <莫斯科新闻>等单位工作。1949年初因斯特朗案被捕，1951年死在西伯利亚劳改营，1956年平反。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鲍罗廷。1956年夏杨之华随中国代表团访苏时曾与女儿瞿独伊去看望鲍罗廷夫人，瞿独伊送了一件黑色毛哔叽连衣裙给她。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苏时也去看望鲍夫人，对她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同年11月宋庆龄随毛泽东访苏时也去看望了鲍罗廷夫人，并与她和加里宁夫人三人一起合影。鲍罗廷为中国大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将长久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个人的错误编辑本段

错误之一

鲍罗廷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认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最后，陈独秀希望维经斯基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寄7、8、9、10月份的钱来。中共“四大”要提前召开，陈独秀也“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龙芝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资助孙中山。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瞿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并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决议最后说：“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事后，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告诉刚分来的郑超麟说：“瞿秋白在广州犯了错误，陈独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于具体情况，张伯简也不清楚。

隔日是国庆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鲍罗廷写信，请他解决经费等问题：“高尚德同志去广州带给您的国民革命运动预算是否已批准？这笔资金对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这些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停止。特别是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党部长期欠债，每个地区3000美元，这两地区的负责人（我们的同志）已被追究债务责任（作为‘民事案件’）。我们的意见是需要还这笔债务，或由您负担，或列入新的预示……还有一件事。军校在用自己的经费为蒋介石征召兵员，并将这笔资金投放给上海的商业企业。请特别注意。”谈到黄埔军校的缺点，信上提醒鲍罗廷，“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用到何处去了……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

鲍罗廷

同一天，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写了一封信，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就在陈独秀写信告鲍罗廷状这天，发生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在纪念大会上听反帝反军阀演讲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台事件。瞿秋白到同仁医院时，黄仁已死。也在这天，发生广州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叛乱。10月15日，在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工团军（刘尔崧、施卜领导）、农民自卫军（阮啸仙、彭湃、徐成章领导）支持下，孙中山的部队将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打败，广州转危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加拉罕和鲍罗廷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是一个进步。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随后，孙中山绕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苏俄联盟。

12月7日，维经斯基在和陈独秀交谈后给加拉罕写信。维经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误会。他写道：“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给党拨出一定数额。我们能具体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维经斯基希望加拉罕“尽快就经费问题给我答复……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1万卢布中拿出一定数额给北方局来做这项工作。”

错误之二

鲍罗廷

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后，中共中央于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赵世炎。李大钊在苏联呆了四、五个月后，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赵世炎等人开会，讨论成立北方区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没有参加。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孙中山肝病发作，E·福尔特医生诊断，病情非常严重。令孙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经离开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脑。在这之前，段祺瑞曾

许诺在见孙中山前，不会这样做。显然，日本人邀请孙中山绕道日本是个阴谋，为段祺瑞到北京争取了时间。日本医生在北京散布谣言说孙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种可怕的病。天津医疗条件不好，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正热火朝天，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到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外国报纸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

1923年9月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地震的原因是什么?

1923年9月某日中午，邻近日本海沟的东京、横滨一带，大地突然颤抖起来，在几秒钟以内房屋纷纷倒塌。当时多数人家正在做午餐，火炉翻倒，许多地方燃起了熊熊大火。歇斯底里的人群一片混乱。在这场著名的“关东大地震”以及由它导致的大火中，伤亡人数达24万。现在，地质学家们已知道，太平洋周缘火山、地震的肇事者就是海底地壳沿着海沟的俯冲作用。在海底地壳和大陆地壳相互冲撞的海沟邻近地带，有史以来，地震灾害大约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以上内容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1923年9月9日 1923年9月中国发生了什么的精彩内容，好的文章需要你的分享，喜欢1923年9月9日 1923年9月中国发生了什么这篇精彩文章的，请您经常光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