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绵字典编排方法是什么 联绵字典编排方法图片

古今主要字典有哪些?词典又有哪些?

　　古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简毕书《史籀》，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苍颉篇》、《爱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苍颉篇》。以后，陆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不过，以上这些原拦含芹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诸如《急就篇》，也是经庸人颜老闭师古作注、宋王应麟补注，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还要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牛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六书”理论，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之，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晋朝吕忱的《字林》，是继承《说文解字》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在唐代以前，人们还把它和《说文解字》并称，可惜不久就失传了。据《封氏闻见记》，《字林》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较《说文》为多。《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梁顾野王的《玉篇》，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自隶书、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辽释行均的《龙龛手鉴》、宋郭忠恕的《佩觿》及李从周的《字通》。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还是有用的；其中《字通》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篇》，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元戴侗撰《六书故》，改变了《说文解字》的部首编排，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按字义排列。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所以他的《六书故》采用钟鼎文字，钟鼎文没有的字才用小篆。《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该书“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不过书中解释文字，也有精详的考证，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还是有用的、不能一笔抹杀。
　　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正字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书等奉命撰《康熙字典》，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四万七千○三十五，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当然，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但因此冒犯了康熙“御定”的威严；又因该书没有“避讳”，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事见《掌故丛编》）！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显然，错误当不限于此。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这里从略。
　　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的《经籍籑诂》，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
　　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解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当代普通话的词语说明古代词、方言词的意义，这叫“诂”；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分别，这叫“训”。
　　《尔雅》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此书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大约该书产生较早，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经过不少人的增补，到汉代才定型。今本《尔雅》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等十九篇。它的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天文、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部词典成书较早，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也难以看懂。汉代以来，为《尔雅》作注的不少，但大多已失传，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即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尔雅注疏》。此外，宋代还有陆佃的《尔雅新义》、郑樵的《尔雅注》，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更多，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尔雅》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列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后世训诂书，有的补充《尔雅》内容，有的仿其体例，且多以”雅”字命名。其中旧题孔鲋的《小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补充《尔雅》之作。此后有汉刘熙的《释名》，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并进一步探求语源。魏张揖的《广雅》，则博采群书，以补《尔雅》训诂之缺。宋代补《尔雅》之作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明代朱谋■的《骈雅》，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方以智的《通雅》，特点在于探讨语源。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撰为《别雅》；史梦兰集叠字，撰《叠雅》。总之，以上诸“雅”，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
　　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当推旧题扬雄撰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汉末至晋初的人都说此书是扬雄所作，如应动的《风俗通义》和常臻的《华阳国志》。但是，《汉书》的《艺文志》和《扬雄传》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宋代洪迈便怀疑起来，以为扬雄作《方言》之说出于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断为“真伪皆无显据”。但该书自问世以后，研究它的名家，颇不乏其人，晋郭璞的《方言注》，更多所阐述，贡献较大，且流传至今，王国维在《书尔雅郭注后》、《书郭注方言后》曾给予分析、比较和肯定。清代学者为《方言》作校勘疏证工作的主要有：戴震的《方吉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但是，集大成之作，还是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续《方言》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如：汉服虔的《通俗文》；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阙名的《释常谈》、龚颐正的《续释常谈》、李翊《俗呼小录》、明李实的《蜀语》等。
　　清代续《方言》的著作主要有：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考证一地方言的有：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李调元的《方言藻》，专集常言俗语的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迩言》等。

　　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博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洲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二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乎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计分册，装订成甘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古书中的用字有哪些?

　　“古今主要字典有哪些？词典又有哪些？”这个问题我回答后，不知为何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就在这道问题中再答一次，还有就是“古书中的用字有哪些”这个问题问得不清楚，可以再具体明白一些，另作一问再提吧！

　　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义为系的字、词典。它以汉代《尔雅》为代表，按字、词的性质和意义分类蔽态排列。《尔雅》系统的著作有汉代孔鲋的《小尔雅》、刘熙的《释名》（又名《逸雅》）、三国魏张揖的《广雅》等，后人通称其为“群雅”或”《尔雅》派”。
　　二是以形体结构进行编排的字书。它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按字的形体结构排列，《说文解字》以后，有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的《类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清朝的《康熙字典》（样页）等。
　　三是以字的音韵进行编排的韵书。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现存的以隋陆法言等的《切韵》为早，是根据字的音韵来排列的。按《切韵》这一体系发展的，有唐代的《唐韵》、宋陈彭年等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明乐韶凤等的《洪武正韵》、清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微》等。
　　这三类字书的编排方式，都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以排检方法为例，如《尔雅》系统的分类、《说文解字》系统的部首、《切韵》系统的韵部都发生过变化，宏漏源都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修改，以适应当时的情况。其中部首和韵部，总的趋势是走向简化。如部首法，《说文解字》以汉字构字法原理，把所收的9353个字的篆书形体归纳为540部；而《字汇》根据楷书的形体，从检字法的角度精减为214部，为后世《康熙字典》及现代的《辞海》等书所效法。
　　

　　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博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洲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搜芦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二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乎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计分册，装订成甘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现代联绵字观念左右下的《新编联绵词典》_观念

　　十年前曾看到过《新编联绵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以下非特殊需要则简称《新编》)，发现它不如《辞通》有用，就没有再看。两个多月前又看到它，凭着多年从事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的经验，意识到它对讨论联绵字观念问题还有些价值，就借来看。现在试把最近读《新编》的一些粗浅认识写出来，与同道做个交流。
　　需要特别声明：本文不是书评。考论《新编》，只想借以揭示著书而被现代联绵字观念左右的后果，绝没有批评它的意思。否则，十年前就写文章了。其实，《新编》有其特殊意义。它贯彻现代联绵字观念的失败可以让人们看到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本质，看到它在实践中如何行不通。
　　一、《新编》名字游移不定是编写者受现代联绵字观念左右的结果
　　《新编》一部词典，三个名称，即封面上是“新编联绵词典”，《序言》里是“《新编汉语联绵词典》”，《后记》里是“《汉语联绵词典》”。书名上出现这种游移不定的现象似不多见。表面上看是编写者不同时期的思考，疏忽了检查，末了未予统一。不过，这种情况出现在书名上册渗，或许并不那么简单。也就是说，这里面很可能反映了词典编写者一些思想顾虑。比如，初名是《后记》里的“《汉语联绵词典》”，到请名人写序时处于种种考虑而加“新编”二字；序文作者作为积极追随和提倡现代联绵字观念者，看到“新编”二字，就拉朱起凤《辞通》和符定一《联绵字典》来给《新编》垫个底儿(详后)。待词典编写者看到序文：既然《辞通》等就是“现代联绵词”词典，就保留“新编”而去“汉语”，从而有了“新编联绵词典”这个名字。但用现代联绵字观念标一标，稿本里收的并不是“纯正”的“联绵词”，未免底气不足，便仍保留了《后记》里的“《汉语联绵词典》”。在局外人看来，这些思想顾虑正是他们所贯彻的以“联绵字一双音单纯词”说为理论基础的现代联绵字观念虽然“独到”，但缺乏语言基础造成的。任何一个对现代联绵字观念缺乏深入研究的人，都可能觉得它“独到”且简明易从，却不料它是明净的浅水下的泥潭，没有坚实的基础，一旦陷进去就爬不出了，此之谓“泥潭效应”。并且，还有一种常见现象，就是陷进去的人不免产生困惑，而想不到造成困惑的根源在他们所遵循的现代联绵字观念源于臆测@。他们常常在想方设法解除困惑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出一些新理论。不同理论交锋，有时免不了产生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汉语双音词研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无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笔者近年发表的文章中多有考察讨论。
　　现在对这部“联绵词典”的三个名称作进一步的考察比较，探讨其相关问题。首先，该词典前两个名称里都有“新编”，分明是对“旧编”说的。《新编?序言》第一句就是“现代联绵词的著作有朱起凤先生的《辞通》和符定一先生的《联绵字典》两部”，可为一证。但这么一来，却可能让一般读者大惑不解。朱起凤《辞通》大致是方以智《通雅?谴语》的扩大版，是一部古汉语双音词典。书中类聚一个词的不同写法，把音同音近通假、义同通用、形近而讹的词语放在一起，比较常见的一种写法放在前面，辅以大量书证，其次是副条及书证，最后加按语进行必要的辨析和说明。其“因声求义”的主导思想与现代联绵字观念支配下的编纂思想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连助其父编纂《辞通》的吴文祺也说《辞通》是“搜罗古籍中的通假词和词组”的一部书，何以证明《辞通》是一部“现代联绵词”词典?就语词结构情况看，《辞通》所收词91％以上是合成词，也绝不是旨在收“联绵词一双音单纯词”的书。至于符定一的《联绵字典》，也是一部古汉语双音词典。所不同的是合成词更多一些，占95％以上。《新编》的“新”，主要新在它试图贯彻现代联绵字观念。其《凡例?收词范围》第2条就说：“本词典所收联绵词基本上以双音节单纯词为限。”至于未能真正贯彻现代联绵字观念，并且整部词典中实际上一个正宗的现代联绵字观念信奉者能够认可的州嫌脊“联绵词”也没有(参后)，那是因为没有语言基础的现代联绵字观念根本无法实行，就连《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谨遵现代联绵字观念解释“联绵字”也没有举出一个恰当的例子。《新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参后)，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学术研究允许出错，关键是要找出出错的原因，努力从事实出发进行研究，力避从观念出发，一味儿跟风。
　　其次，这部词典后两个名称里都有“汉语”二字，大概是意在强调“联绵词”是汉语者碧里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因为几乎所有信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者都认定联绵字/词是汉语里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所以需要标上“汉语”二字。然而词典封面上却是“新编联绵词典”，没有“汉语”二字，又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既然联绵词是汉语里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不提“汉语”人家也知道，于是就省去了“汉语”二字。或如名人《序言》所说，既然《辞通》等也是“现代联绵词”词典，就干脆省掉“汉语”二字，何况本词典中所收并非纯正的“联绵词”呢，于是就不提“汉语”了。
　　然而，书名的命定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凝聚着整部词典从构思到收词、分析整理、撰写作解、通稿、修改、审定，直到出版之前的一些理论性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编》的命名过程也就是它在问世之前始终为现代联绵字观念所左右的具体反映。
　　特别《新编》的三个名称中都有“联绵词”，是历史上第一次用“联绵词”给词典命名，更是明确告诉读者它是在现代联绵字观念主导下编写而成的。但是，如果名不副实，《新编》中所收的词都不能支持赖以指导编纂工作的现代联绵字观念，《新编》的问世就是对现代联绵字观念做了一件强有力的证伪工作，证明现代联绵字观念没有语言基础，于实践中行不通。读者可在后文各节的考察讨论中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这也许是一般人难以预料的。
　　至于将“联绵字”改为“联绵词”，并逐渐推行开来，实际上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联绵字”的观点起了关键性作用。不过，考察发现《大百科》的观点只是现代联绵字观念之成见在胸的产物，靠不住的。拙文《从“联绵字”之释看现代联绵字理论之谬》(《汉字文化》2008年第3期)已经全面剖析了它的问题，不再重复。
　　二、序文从多个方面反映出重观念而轻事实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