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红色刊物是什么刊物 广东红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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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学院是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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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并没有划分嘉应学院是一本还是二本，嘉应学院在广东本科批次招生，通常说嘉应学院是本科大学；如果你不是广东考生，嘉应学院在你所在的省份是本科二批招生的话，你也可以说嘉应学院是二本大学。 嘉应学院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举办、教育部备案，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梅州市人民政府共建、以省为主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是“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建设高校。 嘉应学院好的专业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生物工程 省级特色专业：化学、汉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英语、生物科学、园林 、信息与计算科学、市场营销、运动训练（足球方向）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生物工程、数学与数学应用、小学教育、地理信息科学、物理学、历史学 、护理学 省级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广州有哪些革命遗迹或者历史名胜

1、中山纪念堂

奉化总理纪念堂前身为中山纪念堂。奉化老城北部的锦屏山，宋代起即为民众踏青优游之地。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原有的锦屏山宋家坪公园改建为中山公园，并着手增建中山纪念堂、县立图书馆（后称中正图书馆）等公共建筑。

“无论是破土动工，还是落成，奉兆镇枯化中山纪念堂都堪称第一。”裘国松在1994年出版的《奉化市志》中找到了依据，“1934年1月由陈布雷堂兄、近代宁波文化名人陈训正撰写的《奉化中山公园记》，明确记载奉化中山纪念堂是在1925年6月，也就是孙中山辞世满百日的时候动工兴建的，并历经三个寒暑于1928年落成”。

2、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92号，占地18万平方米，是解放后为纪念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于1954年修建的纪念性公园。

陵园主体有正门、广场、陵墓大道、广州起义纪念碑和圆形的封土。现有景点和游乐场所16处，集纪念、科普于一园。墓道两旁有20个大花坛，四季鲜花不断；墓上密铺青草，四族洞周松柏常青；陵园东部有中朝人民血谊亭和中苏人民血谊亭。园中人工湖还有湖心纪念亭，横匾上书 “血祭轩辕”，为董必武所题。

3、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又称黄花岗公园，位于广东省广州旅段市越秀区白云山南麓先烈中路，是为纪念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的。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是广州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重要见证，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纪念公园。2023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4、洪秀全故居

洪秀全故居，花都区新八景之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大布乡官禄布村。故居始建于清代末期，是一排六间泥砖、瓦顶木结构平房，石砌墙基，总面阔16.5米，进深5.5米。洪秀全的居室是一单间小屋，泥墙，无间隔。

洪秀全在故居居住生活了三十余年，青少年时期在此度过。故居的附近还有洪秀全读书和教书的私塾、洪氏宗祠等。故居原建筑曾被清政府焚毁，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现在的故居建有洪秀全故居纪念馆，洪氏宗祠辟为纪念馆辅助陈列室。

5、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狭义上讲，应是1924年～1930年国民党在广东广州黄埔区长洲岛兴办的一所军校，校址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当时校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广义上讲，即是1924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兴办的各个军事学校，即各地分校也包括在内。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主要将领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军校在创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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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对哪些半殖民地国家有启发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并且“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即便是正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1928年5月、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对于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从而给予从事农村斗争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论武装，使之增强了建设农村根据嫌唤地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创造根据地的。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此时，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作者注）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则漏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芹盯凯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着重于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也达不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不承认中国革命首先应以乡村为中心，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放弃革命斗争去同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妥协；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这两种选择的性质虽根本不同，但其结局是相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者注），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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