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海事5月12日事件 津沽海事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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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侵犯中国。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

侵华军队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扩展资料：

1900年8月15日，经过两天的激战，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各个城门。清兵、义和团在京城各处与侵略者展开激烈的巷战，仍无法阻挡八国联军的铁蹄。15日晚，美军在正阳门上架起大炮。

几声炮响，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于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天安门被次第炸开。紫禁城城门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就在紫禁城被攻陷的当天清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

城破之后，八国联军在午门广场进行了一场“国际大阅兵”。英美俄日等国的侵略者们，穿着不同的军装，举着不同的国旗，喊着不同的口号，全副武装，列队走过午门广场。

简短的阅兵仪式后，紫禁城的大门在礼炮声中轰然打开，侵略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紫禁城。八国联军以征服者的姿态，完全接手了北京城。此后，京城百姓经历了一年的亡国岁月。

为了满足军士的贪婪，各国将领允许士兵在北京城无所顾忌地烧杀抢掠三日。古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蹂躏和摧残。地安门至西安门的房屋被焚毁殆尽，前门至东四牌楼也是满目荒凉。

八国联军不仅放火烧房，还破坏了许多精美的建筑物。英军将天坛偏殿改为磨坊，法军将内务府大高殿的门座、殿宇亭座和门窗拆毁。先后驻扎过俄军和英军的颐和园也无法幸免。

京城百姓也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残忍屠杀，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有1700多名义和团团民被屠杀。一次，法军在一条死胡同里足足射击了10分钟，直至不留一人后才罢手。

时人记录北京城“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许多清朝官员举家自戮，“各处朝衣朝冠之男尸，补服红裙之女尸，几于触目皆是。”

怡亲王被某国军队俘虏，被命令为士兵洗衣服，不但劳作极为繁重，而且还经常饿肚子，不堪受辱的怡亲王最终选择自尽。

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之前随荣禄逃到保定府，当他听说妻子率领全家自杀后，万念俱灰，自缢身亡。

王公贵族之家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境遇就更加悲惨了。城破之后，北京大街小巷回荡着妇女的惨叫和洋兵的淫笑。

时人记载，联军“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裱褙衙门”，“作为官妓”，任联军“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当时传说“黑兵”见了女人就像发疯一样。许多妇女听到枪响就投井，以至于一口井中曾打捞出五六具尸体。

八国联军对北京城的劫掠，不但是北京人心中无法弥合的创痛，也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邵飘萍的人物概述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季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予以逮捕。

《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 ，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八国联军为什么侵略中国?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总人数约3万人。

起因

中国一些意见认为起因是，西方列强妄图以义和团运动反抗作恶多端的传教士、领事为借口，企图共同瓜分中国。

西方主要意见认为起因是，清朝纵容义和团运动残忍杀死西方传教士及领事人员，义和团拳民对东交民巷外国大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等地发动了攻击。

另有观点认为，清朝统治者图谋通过义和团运动来打击西方国家对其的控制以加强其统治地位。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并于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鸿章乞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侵略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此间，帝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被迫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结束，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原藏于清廷中的大量珍贵的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掠夺和破坏亦是不争的事实。

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中国一些看法认为，八国联军军事行动是一场侵略性质的战争，八国联军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在中国无恶不作，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义和团运动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运动。

西方主要观点认为，这是一场为了营救各国大使以及公民的多国合作的军事行动，而事情的起因，则是义和团攻击位于东交民巷的大使馆，以及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

过去甚至有西方极端主义者认为，西方国家肩负着开化落后民族的艰巨任务（the white man's burden），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说，的确为中国脱离封建统治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之后，由于清政府无法赔付如此巨额的赔款，而改为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也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圆明园位于中国北京市区西北的海淀区，是一组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通称为“圆明三园”。其规模宏伟，融汇了各式园林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造园技巧，堪称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性作品，被西方国家称作“万园之园”。1860年，该园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仅存遗址。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6日攻抵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等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士兵纷纷退至圆明园一带，英法联军遂追至圆明园。

联军士兵起初尚相劝戒，勿进入园中，恐中国日后以失物索赔，但不久即有数千名法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见法军展开抢劫，英军司令格兰特遂批准英军入园。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根据英国官员事后估算，被掠走的文物珍宝（金银、宝石、绸缎和古玩陈设等）价值达600万英镑之多，因不识其价值或因搬运不便而被毁坏的珍本图书、佛塔、瓷器、家具等价值与此相仿。

由于此前清廷谈判代表曾拘捕英国军使巴夏礼一行，并曾将其囚禁于圆明园中，英军在园中发现《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被肢解的尸体，英军统帅额尔金遂以“对外交人员实施虐待”为由，于10月18日下令放火烧园，以作为对清廷的惩罚。英军第一军团一部于10月18日起在园中各处纵火，同时派出分队焚毁附近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长春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圆明园被焚后，尚有部分景点幸存。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内务府调查报告，园内幸存建筑有圆明园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春馆、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瑶台、万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坞，长春园的林渊锦镜、海岳开襟，绮春园大宫门、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建筑。同治十二年，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计划修复圆明园前朝区、九洲区，以及福海以西以北的少数景点，并将绮春园择要修复，改名“万春园”，作为慈禧太后居所。但该计划终因财力不足而在开工11个月后作罢。此后对园内一些景点仍有小规模维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多次到园中游幸。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匪民的趁火打劫。园内残存建筑除新宫门（绮春园宫门）有庄户保护外，全被土匪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园内的古树名木、木质桥梁、以及建筑地基中的木桩，全部被劫运往附近的清河镇出售。

长春园七孔水闸，20世纪50年代拆除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圆明园遗址继续受到劫掠。园内的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被军阀官僚运走修建私园和陵墓，圆明园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1950年代，曾计划将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定址于此，但1960年代园内土地大多被附近生产队改为农田，大量人口迅速涌入，相继拆除了圆明园福海石驳岸、舍卫城残余城墙及地基、万春园三孔桥、运料门、长春园七孔闸等残存建筑，以及残留的全部园墙，并砍伐了园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特别是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平毁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树木，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遗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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