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土匪史 民初时广东土匪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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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社会痛下杀手的李鸿章,对哪个地区的黑社会没有办法?

清末民初沿海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粤东盗甲天下"。"甲天下"我们很熟悉，常见的譬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但盗贼强横到"甲天下"，却是只有在形容清末民初广东盗匪时才常遇到。

这"甲天下"，自然不是人们把各地盗匪实力数据化，然后相互比较得来的。它其实是当时人们对广东一带盗匪实力的主观认识。

但就连远在北京的光绪帝都曾叮嘱赴任广东布政使的岑春煊："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足见广东的盗匪确实对广东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即便皇帝都注意到了这群盗匪，广东等地的剿匪工作却难以推进。就连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张之洞，在任职两广总督期间也无法将这一带的匪患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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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为之罄，笔为之秃"的广东盗匪

人们一般把匪分为劫盗和窃贼。而清末民初广东一带的匪，种类多到让人头皮发麻：土匪、会匪、劫匪、斗匪、赌匪、拐匪、山匪、河匪、海盗……因为总量庞大，"同行"太多，一些匪还组织了三点会、双刀会、小刀会等组织。

除了人多势众，广东一带的盗匪还有很大的活动范围，且活动得非常频繁。不仅较为富庶的海港和州府有他们的身影，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受到他们侵扰。有学者统计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8月的《岭东日报》，发现刊载的54则有关报道涉及八个县。且每一天至少都有相关报道，最多是一日报道了五则，平均每天1.7则。

且因为处在中国的"开放"前线，广东的盗匪们甚至还有不弱于清朝官军的武器装备。据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汇报："粤省盗匪无一案非纠伙，无一盗不持械，所持之械无非洋枪洋炮……"

可以说，当时地方媒体评论的"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贼之多以广东为最。粤盗之案，其不报不详者且勿论，即如报章所载，几于无日不书，无地不有，墨为之罄，笔为之秃，已令人可惊可骇。"虽有夸张之处，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盗匪的猖獗和百姓生活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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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官绅不和助长盗匪气焰

盗匪这么猖獗，政府不管吗？张之洞、李鸿章这样的肱骨重臣都管不住吗？事实上，当时的政府确实管不好。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央是控制中枢，而各地的实际落实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主导，还需要乡绅们出力。可是清末，衰颓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把控朝政，更别说抓牢远在南方的广东。

盗匪四处劫掠，作为地方权贵的乡绅自然会利益受损。而有与盗匪势不两立的乡绅，就自然有为了私利而包庇盗匪，以此来换取自家安宁的乡绅。后者人数不多，但却影响到了整个乡绅群体在地方政府心中的形象。因为拿不准乡绅到底是愿意剿匪还是与盗匪有勾当，不少官员在打击盗匪时都对乡绅心怀猜疑，难以利用好乡绅的力量。

而对乡绅们而言，一些官员一边剿匪又一边贪污，甚至借剿匪之名强抢物资，也是在侵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尽管千百年来乡绅群体已经形成了辅助社会治理的传统，但在面对广东盗匪时，他们还是难以与政府达成深度合作。

地方官绅不和，各地剿匪力量无法发挥出最大效力，也难怪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左右中央的重臣也对广东盗匪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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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对盗匪的"包庇"

此外，清末民初，广东一带虽大部分都还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但被占领的香港和澳门早已不是中国可以插手之地。于是这两个地方，就变作了不少盗匪的"避难所"。

港澳两地，因为成为了列强的口岸，所以既是商贾云集之地，也是走私内地缺少的洋药和盐的重要起点。又有"肥羊"又有"生意"，那些在内地就作恶多端的盗匪自然不会在这里就老老实实。

光绪十六年（1890），南澳号轮船在香港被劫持。光绪三十二年（1906），美籍人士唐登被"知名劫匪"绑架，并被藏匿在澳门。

宣统二年（1910）五月，十余名学生在澳门被绑架勒索。

1913年，泰安轮在香港被劫持……

有时，一些发生在内地的劫持案，受害者家属也会被要求去港澳交赎金。

面对这些肆意妄为的盗匪，港澳官员也做出了努力。但他们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源上铲除盗匪群体，所以剿匪的重担还是由中国官员们扛着。

然而港澳与内地的管辖权不在一个政权手中。不仅联合剿匪难于登天，就是中国官员要追击个逃犯，其入境审批手续也要等好几个月。当时有人呼吁港澳改革与内地的交往制度，方便联合执法，但这些建议都被回绝。

所以在多方力不从心的状况下，港澳在事实上成为了盗匪们的"天堂"。

如果生活在古代,从广州到北京需要走多久?

每个人都会期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如今能实现这一愿望，科技发达交通便利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如果我们既想去广州吃广式茶点又想去北京品尝正宗的北京烤鸭的话，按现在的条件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在一副中国地图上广州到北京的直线距离量得大约6厘米，而广州到北京实际直线距离大约1900千米，驾车行驶距离为2100千米左右。自驾车需要行驶23个小时，乘坐高铁要8个小时，而乘坐飞机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

那么在古代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各种各类的交通方式可以选择，古人能选择的最多也就是水路和陆路，陆路还可以分为步行和骑马。那么古人在古代从广州到北京究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什么交通方式更快呢?

水路太危险

仔细观察中国地图可以发现，广东是沿海地区且中国水系发达，通过航运到达北京完全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一起拿起地图看看具体怎么走。首先从广东沿海地区启航，经过南海穿过台湾海峡，再依次通过东海和黄海，最终停靠在天津港，再走一段陆路才能达到北京，而从天津到北京也有一百多公里。

在内陆水系航行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就只有这一条海上航线，但是可以看出这是一条绕远的航线。值得注意的是，海上天气变化莫测，如果航路上阳光明媚，那还能顺路吹吹海风，欣赏欣赏海上风光。但是航行难免不会遭遇恶劣天气，航船受阻不能前行事小，万一遇到风暴船只被掀翻那可真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此外，古代中国沿海地区海上盗贼盛行，他们在海上打劫抢掠。虽说每代朝廷都有抗击海贼的举措和军队，例如明代大将戚继光就是抗倭的能人，但是你也不能指望在海上遇到海贼就能被及时解救。这样在海上简直是提着脑袋过日子，所以走水路的安全系数太低。

况且水路的速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女主人公通过水路回老家祭祖，而完事后为了能赶快上京选择了陆路。由此可见，水路速度其实一般，路上要花费三个多月的时间。

骑马不够格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骑马纵情游览大好河山在文人墨客眼中是件雅事。但是在古代，马可是一种类似奢侈品的存在，这些名门望族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身份地位，也拥有足够的资本骑马出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高贵的身份骑马自由出行并且在官方驿站打尖休息。而一般的平民是没有资格去骑马，能有一头毛驴骑都能羡煞旁人。

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八百里加急的信件，就是遇到紧急情况，通过骑马快速将信息传达到目的地，当然八百里是有些夸大其词的数据。古代传递紧急信件时，会让信使骑马送信，沿途设置许多驿站，信使每到一处驿站就换人或者换马，所以这个过程中常常是有马力竭而亡的，所花费的代价巨大，也只有官方能承担起。

实际上，一匹马最多一天能跑300公里，按这个极限速度去算，再考虑上古代的实际路况，最多要花费8天时间，但是并不能保证一路上畅通无阻。在古代可没有高速公路，即使是管道驿站也并不都是大路平坦宽广，从广州到北京地形复杂，蜿蜒小路，崇山峻岭，崎岖山路都是常见。所以骑马最少也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步行也不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走路总可以吧。俗话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没错，步行是古代最常见也会最朴实的交通方式。考虑到遇到恶劣天气和山林土匪不能正常通行的情况，那么从广州到北京正常人也要走个三、四个月。

不过，步行途中结交三两好友，畅谈天地万物，顺路欣赏沿途自然美景，兴致来了作诗一首，也别有一番趣味。还有步行虽然速度慢，但是相比其他两种交通方式，在古代步行是最节省成本的交通方式，也更加灵活的走其他更快的捷径，安全系数相对更高一些。

所以，在古代步行不失为从广州到北京最好的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我们拥有更多更方便的出行方式，和古代进行比较当然是大可不必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更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感谢如今快捷而安全的交通工具的发明，尽情的畅享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民国时期,雷州半岛的土匪李福龙都有哪些恶行?你怎么看呢?

位于广东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三面环海，是大陆连接海南岛的最主要通道之一。雷州半岛的主要行政区域为遂溪、海康、徐闻三个县和湛江市区。因此，遂溪、海康和徐闻三县也被称为三雷。民国期间，军阀遍地，土匪横行，雷州半岛也不例外，除了走马观花一般的军阀，雷州半岛的土匪亦十分猖獗。

雷州半岛先后出现了多股土匪，被称为“妃肥仔”的李福隆，就是其中的一个。李福隆是海康县企水圩人，1886年生于一个小贩家庭，因身形肥胖，因此也被称为“妃肥仔”。李福隆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嗜赌如命，当把家产全部输光之后，毫不意外的，李福隆成为当地一个四处敲诈勒索的流氓。

随后不久，李福隆又加入了当地帮会“三点会”。辛亥革命胜利后，“三点会”被解散，李福隆开始带领百十人原三点会帮众流窜各地，从掳人勒索到抢劫杀人，李福隆的胆子越来越大，势力不断壮大。尤其是李福隆与租借广州湾的法国殖民者沆瀣一气后，更是无法无天。

他甚至于法国租界的殖民者达成协议：李福隆不抢租界，只抢租借以外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李福隆的匪帮需要购买的枪支弹药，由广州湾殖民者提供，甚至他们还指定了专门的销赃地点。

有了可靠的“根据地”和“洋大人”的庇护，李福隆的势力发展的非常迅速，在1914年时，李福隆已经拥有了1000多人枪。势力强大，又多次击败当地政府的围剿后，李福隆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以广州湾和徐闻为老巢，不断袭扰周边。从抢劫个人发展到洗劫整个村庄乡镇，李福隆匪帮成为当地最大的危害。雷州半岛和附近地区的许多村庄，都受过他的荼毒。

1915年，李福隆率匪众1000多人到海南岛，名义上是参加讨袁军打击保皇党势力，但实际上，李福隆到刚到文昌县，看到著名侨乡文昌县的富庶后，匪性发作，根本不服从命令，开始带领手下土匪大肆抢劫，文昌县的20多个乡镇都被洗劫一空。

李福隆当土匪的十余年间，率领匪众为祸雷州半岛，仅仅被他杀死的村民就高达1000多人。而被他曾抢劫、强奸、掳掠的民众更是难以计数。在他实力最为壮大之时，甚至连遂溪县城都多次被他攻陷，损失更难以估量。

1918年，李福隆曾被龙济光的第一军收编，李福隆被任命为三雷游击统领，当龙济光被击败后，李福隆再次成为土匪。1921年，李福隆的土匪队伍已经发展到3000多人。李福隆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军阀对当地的统治，粤军、滇军、桂军都曾先后对其围剿，但均被熟悉敌情，又十分狡猾的李福隆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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